一、他年谁为主

    皇帝继承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大事，传子在宗法制度下是当然的，自先秦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成为确定不易的制度。传子固然可保证后世江山姓氏不变，但遇上不肖子孙却难免国破家亡。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长而立贤，但皇储的空缺又成为诸子觊觎争逐的对象，因而常常酿为内乱，反不如仍立嫡长子名正言顺而只落得眼前清净。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为 “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当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  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  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叔康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置之。”  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易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 。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帅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绝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见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 。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朱标的称颂。

    诸王与朱标同为朱元璋之子，只因长幼之别便分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环宇。即使在写信用字这样的细节上，也要有严格的区分 。在这样情况下，诸王难免对皇位有所觊觎。这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常常表现出来。按规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饰器用也分为不同等级，位卑者不得僭越。但诸王在宫中的服饰却偏偏喜欢学着太子的样。给事中卓敬发现了这个苗头，马上向朱元璋建议说：“宫中朝廷视仿，纲纪攸先。今陛下于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乱，尊卑无序，然则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虑不及此。”

    也许朱元璋在这细节上并没有注意，但他却早就改变了当初杀叶居升时的想法，对将来太子与诸王的关系，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开始注意对诸王的约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他命人编成了一本《永鉴录》，辑历代皇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 洪武元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楼上，太子侍立一旁。朱元璋问太子近与儒臣讲说何经何事？太子回答说，昨讲七国叛汉事。朱元璋因而考问太子这事的曲直何在。太子说：“曲在七国。”朱元璋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进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