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引自《东条与战争的到来》

    1933年，日本有一部由一位将军主演的电影风靡一时。这名将军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满篇充斥着“大和民族精神”和“天赋日本使命”的字眼。屏幕上是一幅地图，上面画着日本和满洲，边上还有几个大字在闪烁，写着“世界新秩序”。屏幕四周的版图上是中国、西伯利亚、印度和南太平洋。这时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声：“太平洋的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风平浪静吗？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在东方建立和平……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敬仰我们的民族。”

    日本军方不停地向公众渗透这样一个消息，那就是日本正在被外国佬所包围，而那些外国佬随时都可能对日本发动袭击。在中国，小日本同西方列强比起来是那么相形见绌，无数的演讲、文章和电影都对此进行了描述。他们还说，美国的飞机正盘旋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威克岛、关岛（西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上空；大不列颠控制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整个印度大陆；法国和德国在南边虎视眈眈，气焰嚣张的俄国在北边咄咄逼人。军队于是发布了一条信息，要求每一位神的子女都要担负起肩头的责任，奋起反抗，在没有被外国佬彻底包围以前，将他们彻底粉碎。“日本的神圣使命在向我们召唤：捍卫帝国之路，建立亚洲天堂！”

    当然，日本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一位军事作家在文章中写道：“众所周知，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一年比一年严峻，我们该把这数百万人安置到哪里呢？”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事实上是日本军队挑衅了中国。当时，日本的军方控制了媒体，不断鼓吹“日本是在完成大陆扩张的历史使命，日本是在确保东亚的和平，日本要把六亿亚洲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解脱出来。”

    无知加傲慢是日本军方官员的共同特点。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打响后，杉山元将军向天皇保证说他的军队将“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将派遣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一举将他们消灭，迅速了结战事。”还有一位将军也吹嘘道：“中国受到打击后可能会挣扎两下，可这并不会阻碍日本军队前进的步伐。三四个师加上几艘小炮艇就足以对付那帮中国土匪。”

    可现实并非如此。杉山元将军所说的那场“三个月”的战争持续了八年。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世纪那个卑躬屈膝的国家了。1911年，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乔治·华盛顿——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去世后，他的一名将军——无情的蒋介石控制了政权，打败了各地军阀，在南京统治着部分中国领土。蒋介石拥有大量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他还拥有英美给予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英美两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也不想失去其在中国的贸易权。

    除了蒋介石，日本在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游击队领袖毛泽东，他当时也控制了部分中国，拥有大量的部队，并受到农民的支持。

    日军在同蒋介石的部队交火时，面对的还是那种传统的穿着制服的士兵，进行的也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军事行动。可是，那些日本的战略家们对于毛泽东的那种聪明的游击战术却怎样也欣赏不起来。日本人奉行的是残酷无情的屠杀政策，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可当毛泽东和农民打交道时，却是彬彬有礼，坚持“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上门板；

    捆禾草；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日军不久就被那种“不正规的”的游击战术折腾得筋疲力竭。一名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中国人同我们合作，他们让我们躲在他们的房子里，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也看做敌人。打仗的时候，村民们都躲了起来，我们把他们屋子里剩下的有用的东西全都拿走，冬天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当柴火烧掉。如果我们发现附近有人走动就会立刻把他们抓来杀掉。他们可能是间谍！瞧，这就是战争。”

    那些不宣而战的国家声称“战争的法律和惯例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也不会去遵守”。日本就从来没有对中国宣战。相反，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事件”。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士兵”，而是“土匪”。在这场打“土匪”的“事件”中，日本仅对战争管理中的一点表示认可，那就是被俘的中国士兵应被视为战俘。1933年，日本的一本陆军步兵教材中这样教导学员——“如果你把抓到的战俘杀了，绝不会有什么后果”。在1937年的一项指令中，日本陆军副司令声明：“我们为了在当前形式下同中国展开全面的战斗，将认为那些有关陆战法律和惯例的协定，以及那些有关交战状态的法律法规的协定对日本统统不适用，日本对其也不予遵守。”这条指令中同时还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应立即停止使用‘战俘’这个词”。正如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赫伯·米勒所说，裕仁天皇本人就非常“支持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政策，他在对待中国战俘这个问题上从他个人角度赞同日本摆脱国际法束缚的决定。”这样一来，那些在战争中被抓获的中国士兵便“以同样的理由被剥夺了战俘的资格，他们中有许多被集体屠杀、还有许多人受尽了折磨，或是被发派到了日本的劳动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