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战争时期根本没时间去悲伤。在航空母舰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们必须忘记死亡，或者至少暂时把死亡抛到脑后。“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对它，”飞行员德怀特·梅奥说道，“有的人就那么死去了，可他曾经就像你的兄弟一样，”阿奇·克拉普说，“但是你不能仔细去想这事儿，紧接着你就会接到下一次任务，而你知道这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自己。”

    “我们知道他们死了，”肯·梅雷迪思说起伙伴们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去飞行了。那么昨天就成为了历史。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继续飞下去，并希望自己会活过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务之后，”文斯·卡纳扎说道，“你就会感到自己要没命了，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而已。但这对你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你并不会为此感到担心。”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约翰·勒伯夫给我讲述了一个在准备室里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飞行员的人寿保险金相关的。“尽管这个笑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勒伯夫说，“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他们不激动吗？

    他们不高兴吗？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小伙子们对待死亡给他们的威胁就像开玩笑似的，但对待如何杀死敌人的问题却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对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们十分憎恨他们，”飞行员杰克·科恩说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报复他们。”“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恐怖，”乔治·布什说，“我们都知道巴丹岛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们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问题。”

    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憎恨经常会让一些飞行员在战斗中做出超常的举动。“我们朝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扫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说，“他们是敌人，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他们就该如此。”

    “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征。“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复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调中，却唱出了很多残酷的事实。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战舰的准备室里广为传唱：

    他爱他的飞机

    他也爱飞行。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也会不行。

    不要悲伤

    也不要忧郁。

    也许明天

    你也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