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走后不久，二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我听到母亲的电话留言，她说她病了，要我赶紧送她到医院。我跑到世界大厦，看见她脸色非常难看，立刻叫计程车送她到中心诊所。医生说她是心肌梗塞，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我马上打电话请翠英北上帮忙，那段时间我答应了一些演讲活动，无法立即取消，必须前往中南部，不过有翠英的悉心照料，我就放心多了。母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三天后病情突然加重，于是转往楼下的加护病房。我临时请高雄的主办单位取消我的演讲活动回台北陪伴老母。在二月底之前母亲的病情还算稳定，她的知觉仍然敏锐，头脑也很清楚。护士小姐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和她说话时，她还说：“你的手好像大象的手一样重，快别搭在我身上，我难受死了。”而且精神好的时候也还有气力数落我。但是从三月一日起她一连三次进入危急状态，三次我都是在深夜里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刻赶到医院。那阵子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准备，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临终关怀的书籍，仔细地阅读完之后，开始严阵以待那即将来临的未知。深夜里四维路的家显得格外清冷，五十多坪的屋子里只有胡小猫肥胖的身躯睡在枕边与我为伴。这个像孩子般聪慧的白色小精灵似乎能解读我的心情，她知道我正在面临一个巨大无边的未知，因此对我格外温柔。

    母亲第一次危急的那个晚上大约是深夜两点，我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立刻起床更衣，一个人冲出家门，站在萧条的街道上，怀着十万火急的心情招揽着许久才出现一辆的计程车。我孤零零地站在街头，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股无依无靠的哀伤，我这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母亲在我的精神上带来了多么大的支撑力量。原来我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独立坚强，原来那坚强只是一种逞强罢了。想着想着浑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好不容易拦了一辆计程车，一上车便听见凤飞飞唱的一首有关别离的歌。那首歌的歌词句句锥心，就像为眼前的情景量身定做的，我的眼泪如泉源一般，再也止不住了。开往医院的这段车程如黄泉路般的遥远，我心急如焚地叫司机开快一点，好不容易才赶到了医院。我奔进电梯，冲进了加护病房，定神一看只有翠英一人陪伴在老母身边。原来急救措施已经结束，母亲的脸上还罩着氧气罩，鼻孔里插着胃管，胃管的四周有些骇人的血迹。心电图显示母亲的心跳还算平稳，我强制地压下眼中的泪水，安静地坐在母亲身边，紧紧地握住她冰冷的双手。母亲的眼睛是紧闭的，但神智仍然清醒。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张开布满血丝的双眼低声对我说：“下一次如果我又危急的话，我宁死也不要再插那些鬼管子了，我要死得舒服一点。”我答应她一切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自从母亲住进加护病房后一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里似乎有些深沉的东西还没得到释放。友人张天佑曾经带过一位来自马来西亚通神学会的会员，前来探母亲的病。那位男士似乎感应到母亲的一些心结，他把我拉到一旁，提醒我母亲在临终前可能还有些未了的遗言需要交代。我觉得他的观察有道理，于是在母亲头一次危急后，便开始慢慢引导她把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一点一滴地倾吐出来。

    三天后的某个清晨，大约四点左右，我突然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她说母亲又危急了。那一阵子我每天都是和衣入睡，随时准备紧急行动（母亲怕我在医院不习惯，总是催我回家睡觉）。我赶到加护病房时发现母亲身边围了一群医生和护士，他们正用力地在她的胸部施压，强制地把胃管戳进母亲的鼻腔，母亲拼了命地挣扎，鼻孔的四周都是血迹。我看到这幕骇人的景象，有一种母女连心的椎心之痛，完全顾不得什么形象风度，开始大声斥责屋子里的医护人员，我说我们不要这些急救设备，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酷刑。虽然医护人员和翠英都觉得应该急救，但我的激愤使他们安静地离开了房间。我心痛如绞地看着临走之前还得受罪的老母，强制地压下了错综复杂的情绪，安静地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再度握紧她的双手，准备陪着她一起进入那黑暗的未知。母亲生平最怕肉体上的疼痛，每次她去看牙医，都像个孩子一般吓得全身紧缩，有一两次甚至哭了起来。从《西藏生死书》中我得知，当逝者的四大元素瓦解时，肉体会经历一场痛苦的磨难，我真有点怕母亲承受不住。这时病房里一片死寂，护士们偶尔探头进来看一看动静，我听见有人低声耳语：“哇！她好冷静啊！”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对于人类的生老病死早已习以为常，虽然他们都在尽力救人，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份对苦难的敏感度吧！也许太敏感的人根本无法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也许他们必须把自己训练成司空见惯的人才行。当我的脑子闪过这些念头时，母亲竟然奇迹似的醒了过来，我有一种感觉，她似乎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人世了，不过还有一些事想要交代，于是翠英回家去帮我拿了一些盥洗的用品，准备这几天都要在医院里过夜。翠英和母亲的情谊深厚，即使有我在医院陪伴，她还是坚持和我挤在沙发上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