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中漫步于这个闹区公园，一幕幕普罗大众的生命景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叹、质疑与联结。时代真的大不相同了，公园里双双颈交的爱侣，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进入了无人之境。长椅上的那对恋人应该是大学生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只见那名脸上布满了红豆的男孩儿深情地俯视着仰卧在自己腿上的女孩儿，女孩儿无视于那些红豆以及旁人的存在，迷醉地凝视着她的南国。

    回忆起二十岁那年的仲夏，我穿着两截式的中空装，脚踩着恨天高，心里充满至福地紧握着Don的手，漫步于西门町的天桥上，但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的反应，却如同接近疫区一般。有一个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外省男子，竟然怀着国仇家恨式的愤怒，大声地对我们叱喝着：“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记得自己完全能觉知那名男子心理上的不平衡，却无法辨认出他已经患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病，同时也无法细微地分解出其中的嫉妒、自卑与失望。我当时的欠缺辨识力、易感和对外境的攀缘以及错误的反应，使我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无形中受到了轻微的内伤。二十多年后的今日，目睹眼前这对爱侣旁若无人的示爱举动，令我不禁生起了祝福与羡慕之情。

    然而他们的勇气到底是不再受制于集体压力的一种自由的展现，还是缺乏对环境的敏感度？到底是被动情激素全盘掌控顾不了旁人了，还是一种向集体暴力示威的举动？或许只是单纯地没有私人空间，不得已只好在公共空间里觅得一个属于两人的天地吧？还有，别忘了，热恋是可能激起超人般幻觉的。

    无论真相是什么，不可否认的，台湾确实比以往开放了，人心容纳异己的空间也拓展了。民智在各种启蒙运动中逐渐觉醒，但是多年来被压抑的、被否认的、被漠视的异化问题，也将透过身心的病痛一一示现出来。

    人心是本自具足究竟圆满的，但是文明与文化的扭曲发展，却在人们的心田中种下了四分五裂的理想、教条、禁令、意见和种种的观念；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就是由这些被视为正常的自我制约所孕育成的。

    我联想到成长团体中的某些可爱的女性因长期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又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所以总是落入不安或自惭形秽的神经过敏反应里；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们又无法察觉自己的人格失调倾向，总是振振有词地贩卖着“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呓论。这些现象彰显了人们对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缺乏辨识力。

    当海峡两岸正集中焦点于“统独”问题和二○○○年的“总统”选举时，我却觉得台湾五百万的精神官能症［1］患者、人格失调者（可能也包括领导阶层的人在内）、大陆“文革”期间的身心受创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演化的阶梯上，大部分人所热衷的政治派系斗争，只是一种最低阶的物竞天择的活动，还有更精微的以个人身心灵为本的内在次元，正等着真正的勇者去揭露。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宝瓶同谋》中的一句话：“人的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小群在科学或宗教边缘的独行者，凭借着自己的体验而得知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进一步地扭转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

    回溯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要是没有那一点先天的逆叛性和质疑探索的勇气，可能早已在父母的心病和众人肤浅的褒贬下丧失了健全的神智。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自怜、自欺或自毁，终究学会了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和承担各种因缘和合的过程与后果，必须深深地感恩——感恩所有与我有缘的老师和他们授予的内在知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带给我的启发。这本揭露自己学习与治疗过程的传记，就是对这些恩宠的献礼。

    我的知觉从思维的次元回返到当下，继续和洁生手牵着手往前漫步。抬头仰望浩然的蓝天，发现树梢歇息着一对鸳鸯鸟，它们细琐而迅捷的动作在缕缕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灵妙。自然是不需质疑，也无需解答的，但误入迷途的人类却需要层层的探索与揭露，才能褪去自我的武装，回归本初的面貌。

    我低头俯视着洁生粉白细嫩的小脸。童女的诞生象征着母体的大死；生命最深的意义就在自我的死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