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做起来又非常不易。1996年，政府许诺在城市不同的地区给那些长期的贫民窟居民建225平方英尺规格、有卫生间、厨房、电力供应的公寓。但印度效率奇低的官僚没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诺言。印度贫民窟居民协会不久前在孟买建成了贫民窟居民的新公寓，目的是为走出贫民窟提供样板。但是，为了搬进这样的新房，人们往往要在临时营地中等11年，有的甚至等20年。所以老百姓变得谁也不信。

    如今孟买机场的扩建，是一个15亿美元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事关重大。印度航空部长Praful Patel自信能够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只要开发者能够提供更好的选择，给足补偿，居民们会走。但问题是，如今房价攀升，贫民窟内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要补偿的金额飞涨。截止到2002年，92%的贫民窟居民有了电力供应，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75%。三分之二的居民有了公共厕所。Pawar家前的小巷，已经铺上了平整的路面，算是国大党对自己选民的一点“小意思”，虽然这个地区全是即将拆迁的“违章建筑”。更重要的是，居民们建起了印度教的神庙。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是向政府和开发商发出的信息：敢碰碰这个地方，就得面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报复！

    Pawar和3500名机场职工（许多是和她一样的贫民窟非法居民）展开了罢工，抗议把机场卖给私人投资者，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住房。罢工引起暴力冲突，警察抓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拖走，但她第二天又回来了，并且有着抗争到底的更大决心。

    Pawar的家，堵住了印度经济起飞的跑道。这不是个形象的比喻，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因为她那个不断改善的小家，距机场跑道仅100米远！她和她的邻居、同事，向政府和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要想发展，先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你们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那就别来碰我们，让我们自己来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并非希望永远住在贫民窟、在垃圾里生活。但是，住在垃圾里的人不是垃圾，不能说清就清掉。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住出了“既得利益”，对这种“既得利益”必须“补偿”、“赎买”，而且定价的权利，有他们一份。

    比起金碧辉煌的北京、上海来，孟买不仅像个大垃圾场，而且像是在中世纪。西方的旅行者感叹，你不用出机场，就会感受到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就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比中国还落后一大截。同样是经济起飞，中国好像开着豪华车飞奔，印度则还是老牛拉破车。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令人惊叹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印度如今也达到8%左右了。老牛拉破车居然和开豪华车的速度差不太多。人家一旦上了豪华车，岂不轻松地把中国甩在后面？

    印度许许多多Pawar们的经历，正说明了印度的力量。Pawar比起中国的民工来，起步虽低，却幸运得多。她不用受农民在中国所受的各种歧视，而是享受着各种政府服务。她这么一个一贫如洗、低种性出身的人，竟能够从银行要来贷款在机场为自己盖“违章建筑”，奠定了自己一家在孟买生活的起点，并操纵政治家为她的利益说话。她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中国也达到了小康。她有能力为她的两个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她二楼新建的卧室，以相当于7美元的月租金，租给贫民窟的孩子上学前班，见证着贫民窟里的教育热。贫民窟的下一代，恐怕不会重复她的命运。

    黄亚生教授不久前在《金融时报》撰文，对比中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发展的硬件——基础设施。他极富洞见地指出：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钱就那么多，投到这里，就少了那里。中国把钱都拿去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中国的城市恨不得比美国的城市看上去还要富丽堂皇，这说明在别的地方的投资不足。相反，印度城市破败，钱没有用在盖高楼上，却大力投到了教育上。其实，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印度小民百姓拥有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有了讨价还价的武器，能够把资源配置权留在自己手里，改善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弟。中国的发展是推倒民房建高楼，小民百姓为大资本让路；印度则是把可以用于盖高楼的钱贷给了Pawar这样的民工，让他们在贫民窟中改善自己的生活。由于印度穷人有权利要求利益补偿，并且要价很高，不像中国老百姓那么容易打发，贫富之间讨价还价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交易终归会达成。有朝一日，政府和开发商们，会给他们更大的补偿让他们搬出贫民窟。印度的基础设施不仅会稳健地改进，贫困阶层在他们的政治权利的保护下也会变得更有力量：他们教育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投资改善了家庭内的“人口素质”，他们为印度提供了丰富的训练有素的劳工。到那时，印度的经济会转入快行道。印度的小民百姓，也会在发展中分享他们的“民主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