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任先生没有和Azim Premji做过生意。人家是世界第25号富翁，拥有133亿美元的资产，把父亲留下的一家生产植物油的公司，改造成世界IT业中的一流企业，被称为印度的比尔·盖茨。此公不仅穿国产衣、戴国产表、出差坐经济舱、下飞机后赶不上机场免费客车时甚至会坐便宜的三轮摩托、自己开旧福特（即任志强所谓的“小破车”），而且要求手下人也效法，甚至会亲自检查自己的雇员出差坐什么舱。照任志强的说法，Azim Premji大概是把公司的牌子都给砸了，没有人会和他做生意了。

    可是，Azim Premji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成了财富增长最快的世界巨富之一。

    把两者对比之后，你不能想象，如果有一天任志强富到Azim Premji的程度，他会坐什么车出门。同是富人，为什么行为举止如此不同？这大概还不能仅要怪个人。还要看看社会。

    中国有句老话：“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发横财不富”。当经济体制不健康时，勤勤恳恳、日积月累是发达不了的。必须进行掠夺式的经营才行。所以任志强敢公开说自己就是搞暴利的。你真到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个大老板敢这么说呢？比如在美国，不要说你自己不敢这么说，一旦指责你赚取暴利的人多了，国会马上就可能开听证会。暴利几乎是不公平竞争的同义词。也怪不得，18世纪时中国的GDP世界第一，非常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富到头了。再发展没有潜力。他提出两条理由。第一，中国的市场不开放。这是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但他们常常忘了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中国的富人（包括官僚和商人）享受着种种财富和权力，穷人缺乏基本的保障。这样的国家，好日子长不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充分市场经济的国家，资本竞争非常激烈。哪个行业利润高，资本马上就涌过去，顷刻间高利润就被竞争砍下去。所以当年亚当·斯密谈论英国的优势，特别强调英国的利率低，而中国的利率非常高。在他那个时代，西方世界利润最高的地方大概属于北美殖民地（即美国的前身）和加勒比岛上的蔗糖种植园了。

    在北美殖民地，资源丰富、工钱高，而且靠和英国的贸易，许多人富起来，有了奢华之风。不过当时的买卖人警告年轻一代店主：别穿得太招摇。因为你一奢侈，英国的供货商就觉得你有的是钱，所以该付欠款了（当时流行的是从英国供货商那里贷款开店）；而你的邻居马上觉得：你这个人不诚实，一定从我们身上赚了暴利，于是人家砍价更凶了。这样两头夹击，买卖就危了。

    这种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市场经济建立在平等的社会之上。暴利是为社会所唾弃的。勤勤恳恳、日积月累，才是发达的正途。像富兰克林，从一个小学徒，干到北美殖民地最富的人之一。他的哲学还是“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时间就是金钱”。他家换餐具，还是他夫人偷偷购买，搞了一场“家庭政变”逼他接受。这种精神，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化。这样的社会，才能成功。

    如今进入高技术时代。像比尔·盖茨、Azim Premji这样的人，都可以在技术和管理上遥遥领先他人一头，保持相当的垄断优势，创造巨额利润。但是，他们都是对人慷慨，自己克勤克俭。这不仅反映了健康的人品，也反映了健康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让任志强这种提倡暴利、炫耀暴利的人横行，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