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西方的富人，许多都是慈善家。这确实和他们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传统有关。他们总体上的个人品性高于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特有的“慈善心肠”并不能解释他们所有的行为。比如在美国，慈善的富人捐款，不慈善的富人也捐款。光用人家制度上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也不能解释这些行为。因为捐出去的钱，毕竟比因此在付税时省下来的钱要多得多。

    几年前随着安然倒闭，曝出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罕见的金融丑闻。随即我们有机会观察美国社会如何惩办这些涉及金融欺诈的老板们。其中对安然总裁的正式司法审理现在也才刚刚开始。你只要追踪这一漫长的过程，就会明白人家为什么捐款了。大家都知道，生意场是是非之地，纠纷不断、官司不断。你当一个老板，家财万贯，可以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觉得拥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犯不上操心穷人的事情。美国的法律，也保护你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有一条：你不要出事。一旦出事，有人告你，法院一受理，你的命运，就常常会交给12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当人家在决定你是该蹲20年监狱，还是从轻发落，或者无罪释放时，你恐怕会巴不得有机会把每个陪审员都打点一下。可惜，真要到这个时候就太晚了，法律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

    富人们很聪明。他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他们会提前打点自己的潜在陪审员。所以，他们一旦发财，先是要给当地的社区做各种好事。这几年涉嫌金融欺诈的案子看了不少。这些白领罪犯，不知卷走了多少民脂民膏，其罪行令人发指。你要是说他们有慈善心肠，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行善。比如安然公司。当地从芭蕾舞团、学校，到孩子的游乐场地，都是该公司捐的。许多犯罪的富翁，自己掏腰包给当地社会提供无微不至的福利，乃至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带上手铐脚镣时才大吃一惊：想不到这样的好人居然也犯罪！你如果是个陪审员，面对这样的罪犯，许多事情会影响你的决定。比如，如果你的一个邻居的孩子，当年得到这个罪犯提供的奖学金上了大学，你们家边上的便民桥也是他出钱修的，你天天在用，那么你对他就难免有些心软。如果他是个只顾自己发财、对社会一毛不拔的人，你判他重刑，心里就痛快多了。道德和价值观念固然塑造着富人的行为，但是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理性人”。他们赚钱后心里会有所顾忌，如果赚了来路不正的钱，就更得留后路了。所以，美国的富人，好人因为慈善而捐款，坏人因为恐惧而捐款。老百姓手里握有的权力，对任何富人都有威慑力。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扶助弱势阶层的问题，不用政府介入就这么自动解决了。

    当年我有一个农村的表兄，在“先富起来”后对我说：“中国的农民真愚昧，自己没有出息，又看不得别人成功。见你富了，就到你家要钱。你不给，就坐在你家炕上不走。”其实，这种红眼病，是普遍的人性，西方的富人也必须面对。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穷人经常看着富人眼红，社会几次因为贫富分化走到崩溃的边缘。自梭伦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的一点就是均贫富。老百姓在经济上可能是一无所有，但是有选票，可以惩罚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况且当时城邦规模很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的穷人，也未尝不可以“坐在富人家不走”甚至赖账。所以，富人必须说服邻居：我致富对大家都好，而且好处来得立竿见影。这也怪不得，当时的雅典有着希腊城邦中最豪华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一部分来自附属城邦的上供，一部分来自富人的捐助。

    我们都知道西方是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太容易理解，人家那里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一个人发财后，要在促进共同体的利益后，自己才可以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富人不仅要懂得如何赚钱，而且必须会玩儿财富政治，把那些看着自己眼红的人给摆平了。人家那里并非没有“对富人开枪”的事情。相反，人家已经把这种“对富人开枪”的行为给制度化了。

    对照一下，我们中国的富人怕谁呢？除了不得不听从的行政命令外，他们凭什么捐款？减缓贫富分化，约束富人的行为，光靠道德说教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制度建设、给小民百姓真正的政治权利。这一点，正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不懂的。他们总是在那里设计如何对有权有势的人进行“赎买”，殊不知，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常常是强势阶层要对弱势阶层进行“赎买”。他们甚至连老百姓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都难以接受，忙着给富人们当保镖。这样的市场改革，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以，我把我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定义为“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必须保证他们获得这种自由的基本权利。否则，我们就无法应付市场化以后的各种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