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好事自己做
好事自己做——新大亨的慈善观巴菲特把310亿美元的巨资捐给了盖茨基金会，让世界跟着颤动了至少一个月。他的行为，实际上代表了新一代富人的慈善观：好事自己做。趁着自己还活着，要亲眼看着一辈子挣来的钱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花在最有意义的事业上。
如今美国有68000个基金会，比1990年代初期多了一倍。年捐助额达到2600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2%。按联邦政府的法律，基金会每年至少必须花掉总资产的5%。老式的基金会大多花到刚刚超出这个最低限额为止。这样细水长流，基金会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上增值率高于其花费率，基金会就成了其施主的一个永恒的纪念碑。但是，基金会真正做的事情则非常有限。因为扣除日常的行政经费，最后给到需要资助的人手上的钱往往低于基金会总资产的5%。比如福特基金会是美国第二大的基金会，资产116亿美元，2005年的年度开支为622亿，即其总资产的57%。但这笔钱中，13%是行政经费，只有87%（也就是54亿美元）是其慈善资助款项，低于其总资产的5%。考虑到福特基金会每年要颁发200笔左右的资助款项，维持世界各地的十几个办公室和设在纽约的总部，这笔行政经费还是相当有效率的。其实盖茨基金会也大同小异。该基金会2005年总资产为291亿多美元，花掉17亿多，占总资产的58%强。但花完后，总资产到了2006年反而涨到306亿美元。
如今许多新富人，则出手不凡。他们一是花钱快，远远超过了年5%的比率；二是对自己的钱盯得紧，慈善捐助就像股市的投资，钱一定要交给最有效率的人去经营，花钱和挣钱同样要有市场竞争，所以并不一定以自己的名字立一个基金会。根据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中心的调查，65%的富人计划在有生之年捐出比自己的遗产要多的财富。比如Sandler夫妇都是他们所拥有的Western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总裁，经营储蓄与借贷业务。他们最近决定把公司以2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Wachovia Corp.。他们对传统基金会5%的花钱比率表示不耐烦，认为那样会把基金会变成一个官僚机器；如今他们追随盖茨，大笔捐助关于第三世界疾病的研究。Sandler先生声称要在死前把最后一个百万花完。
盖茨基金会虽然花钱慎重，但由于有效率，在这一新的慈善热中先声夺人。第一，盖茨注重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这是新富们关注的中心。第二，盖茨花钱如挣钱，分分两两地计较，不仅捐钱出去，而且还追踪这些钱的使用效率。于是，巴菲特这样的巨富，索性把钱都交给盖茨经营。有人估计，在巴菲特之后，特别是在盖茨宣布淡出微软，集中精力经营基金会后，将有更多的富人会到盖茨基金会来入伙，使盖茨基金会进一步膨胀。
盖茨基金会这样超级的慈善组织，能够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承担一些全球性的责任。比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要覆盖整个世界，非要有这么大规模的基金会才能胜任。有人指出，即使巴菲特加盟后，盖茨基金会对第三世界的资助，平均到世界贫困人口中，每人还不足一美元，所能干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不过也有人担心，慈善业的市场竞争，造就了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巨无霸，最后形成慈善垄断。这种慈善垄断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些目标接近的小基金会将从盖茨基金会覆盖的领域抽身，因为自己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将妨碍慈善业的多元化，最终也消除了慈善业的竞争。第二，有盖茨基金会这种势可敌国的财富在，政府就会逃脱自己的责任。比如布什政府被财政赤字困扰，无法向保守派交代，对防治艾滋病这样的事情，能躲避就躲避。美国政府用于HIV的预算，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上涨，到2003年后处于平稳状态。但是，布什政府正在谋求削减2007年度HIV的预算。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削减。
如果慈善事业促使政府从自己的责任中抽身，慈善业就可能与其原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的慈善业，是在小政府的制度框架中起步的。现在则是大政府的时代，慈善业的威力相对减小，无法代劳政府职能。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在1911年成立时，资产135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美元价值的28亿，但相当于当时政府开支的195%，GDP的04%。盖茨基金会2006年虽然拥有资产306亿美元，但仅相当于同期政府开支的13%，GDP的02%。政府的责任显然大多了。
慈善业并非没有可能培养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不负责任的选民。比如这次伊战，许多士兵缺胳膊断腿地回来，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乃至父母和配偶要辞掉工作照顾他们一生。但是，政府给这些人的钱，还不够自己过日子，结果一家人陷入极度贫困。媒体看不过去，把这些人的惨状在电视上播出，要大家捐款救救人家。事实上，要充分补偿这些士兵，一个人至少要几百万美元。这就是战争的代价。大家投票选了总统，把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去，那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埋单，多交税让政府照顾这些付出牺牲的人。把这样的责任推给慈善业，最终会娇惯出越来越不负责任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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