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2）
自由主义慈善传统对右翼的回答是：产权有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多少和西方法律传统中自然法和成文法之间的紧张有些类似——自然法代表着成文法之上更大的正义。自由主义的慈善传统，深合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的民主精神。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老百姓能够处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竞争，没有欧洲那种世袭贵族的统治。从卡耐基到盖茨和巴菲特，都认同这种平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美国马上会通过财富的继承而形成一个世袭贵族阶层，并使之统治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精神就会丧失。他们所信奉的，是能者优胜的精英主义社会。比如，卡耐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甚深。他自己就是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游戏规则中竞争优胜出来的。在他看来，财富可以继承；但是，一个人的管理天赋却没有办法传给下一代。一个最有竞争力的社会，必须保证让那些最有天赋，最有工作伦理的人成为优胜者。而财产继承则把一些没有经过竞争的弱者指定为优胜者。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一个社会和种族的进化。
自由主义慈善传统对左翼的回答，则是以多元主义拒斥国家社会主义：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由民选政府主持财富的重新分配也远不如由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证明了自己的效率的人来主持财富重新分配更优越。政府行为的最大弱点就是其非歧视性。比如，政府一旦决定资助贫困家庭，就必须对所有收入低于法定收入指标的家庭一视同仁地发放救济，无法区分负责的贫困（既愿意努力但没有机会）和不负责的贫困（如因吸毒而荡尽家产）。私人的慈善事业，则可以选择资助的对象，重点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这样，慈善捐赠就提高了受惠者的品格，而不是像福利国家那样鼓励懒惰和对政府的依赖。这既保护了弱者，又鼓励了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卡耐基把大部分钱花在教育和公共图书馆上；洛克菲勒把钱重点花在医疗上。盖茨最大的慈善开支，是花在第三世界的健康和卫生方面（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其国内项目的款项，大多花在弱势阶层的教育上。很明显，他们认为，自己的钱应该用来解决那些个人无法负责的问题（如疾病），或者帮助那些愿意努力但没有机会的人。
以这样的眼光看，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就有特别的历史意义。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经济增长，一次就是19世纪末卡耐基的时代。美国正是在那个时代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盖茨和巴菲特的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是另外五大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之和。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挑战着美国的民主理想。而每一次都有市场经济最大的赢家（如卡耐基，盖茨和巴菲特）通过慈善事业来回应这样的挑战。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出来负责地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监督的财富，那么美国要么选择由国家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走向国家社会主义；要么建立一个由世袭贵族所统治的等级社会。那种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就无法维持。他们所捍卫的，不仅是个人的道德情操，而且是一种文明的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