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方案，从一个赚取房地产暴利的人口中讲出来毫不奇怪。任先生大概不想继续当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提出国家要用“社会保障性住房”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以此堵住大家的嘴。将中低收入的家庭和个人从房地产市场中剥离后，像他这样的商人，就可以大大方方、专心致志地为富人盖房，赚取暴利了。

    这种左右逢源，自我服务的说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第一，大多数中国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把他们的住房从市场中剥离，推入社会保障系统，等于把房地产的大部分客户推回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倒退。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在解决老百姓生计问题上，一直表现不佳。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越计划越短缺。住房也不会例外。第二，房地产涉及老百姓的日用起居，本应该属于平民经济。专为富人服务的房地产业是中世纪经济，而非现代经济。稍微读读世界经济史就知道，古代和中世纪也有贸易，但大多囿于贵族经济，如丝绸之路等等，主要运送的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这种富人经济，会给投身于其中的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但整个社会得益有限。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崛起，商人把一般平民百姓当做赚钱对象时，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才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提倡的是中世纪经济，不是现代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可以使几个房地产商成为巨富，但会使社会陷于中世纪的停滞。

    一个经营老百姓日用起居的产品，却不懂得如何从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手中赚钱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在现代经济中生存。一个无法把中低收入阶层的需要纳入市场秩序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房地产是一个大众市场，不是小众市场，更不是富人市场。老百姓应该有自由和能力在市场上购买适合自己需要的住房。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房地产的大众市场呢？一是要给老百姓基本的购买力；二是要限制房地产的暴利。老百姓缺乏购买力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地权。大家即使买了房子，也是有房权而无地权。房子是自己的，地是国家的。一说拆迁，只要补偿了房子，国家就能请你走人。你保不住地，补偿你的房子可以坐落在便宜得多的地上。等这块新的地价涨了，你可能又被请到更便宜的地上。许多世代居住在地价极高的棚户区的小民百姓，本来可以借经济起飞的光，靠卖了旧房子而获得房地产市场上的购买力。但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被廉价安置，排挤出房地产市场，使拆迁征地成了暴利产业。

    要建立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就要还权于民，让老百姓分享拆迁征地的暴利。在农村，要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自己决定农地是卖还是不卖。城市居民一下子分得土地所有权也许不现实。但国家应该从拆迁征地的暴利中拿出钱来，以货币形式支付市民被剥夺的土地所有权。比如，一个三口之家，在第一次购房时，能够获得一次性的购房券，价值几十万金额。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购房的一部分金额。房地产商可以把收到的购房券从有关部门兑换成货币。

    另一方面，房地产商不能只盯着富人。他们必须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服务。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任何房地产商，只有盖了100套平民房后，才可以盖一套豪宅。具体规格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而设计。这样，房地产商就必须热心经营平民市场，否则根本没有盖豪宅的资格。

    我一向主张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最小的角色。这种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就是政府扮演的最小角色之一。我们要市场经济，但任何健康的市场运作，都无法离开公共权力的监督。一些涉及公众基本的日用起居的产品，就更是如此。比如城市的水电煤气的供应，几乎都是由很少几家公司提供。没有公共监督，这些公司就会想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公众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公共权力参与对市场的管理。比如最近油价飞涨，虽然石油公司有许多家在那里“自由竞争”，但政府还是会介入。一旦发现有谁赚了“暴利”，国会就可能开听证会。而在我们这里，竟有人公开鼓吹“暴利”。这分明是一种掠夺性的畸形市场经济。

    政府介入市场管理，需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行使公共权力要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得有歧视。比如盖100套平民房后才能盖一栋豪宅这样的规矩，必须对国营，民营，和外企同样适用。一有任何例外，就会扭曲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平台。第二，政府管理市场，不能为自己谋取财政收入。这样才能站在河边不湿鞋，不以行政权力操纵经济。

    我相信，这样的规则一旦制定，市场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应就会增大，抑制价格的上涨。供应大了，大家就会在质量，式样，价格等方面进行选择，房地产商也会好好经营这种便宜的房子。因为房子不管怎么便宜，100套不是个小数，谁也赔不起。房地产商们因此会对中低收入的家庭谦卑一些，倾听这些消费者的呼声，揣摩他们的需要。小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