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对穷人的蔑视是有名的，而且从不屑于掩盖。讲起理由来，还义正词严。他说他到30年前插队的那个“全国最贫困的村”，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人家那里年收入400元，他一个月给300元，管吃管住管工作制服，到顺义别墅区当服务员、保安，不到两个月都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所以他再不给这些人捐钱了。

    在任志强看来，放着10倍的钱不赚，就是不可理喻。这些穷人简直就是劣等人。这样的话，从一个经营国有资产一年挣几百万的高干子弟嘴里说出来，并不奇怪。我也算个走南闯北、喝过点墨水的。大概即使以任志强的标准，也不该算个劣等人吧。我不敢说理解这些穷人为什么不留在北京“赚钱”，但对他们走掉却并不会让我吃惊。换我在那个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走掉。

    在全国最穷的地方一年拿400元确实可怜，但那里毕竟是家，而且生活费用非常低。从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下子到了全国最贵最大的都市，先不说实际收入的增长远不如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这种变化对一个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的农民的心理震撼，腰缠万贯的任志强怕是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人家在家里穷，毕竟大家都穷，相处还算平等。到了北京，在别墅区当服务员、保安，伺候最富的人。以中国富人这种任志强式的素质，每天能见什么脸可想而知。这些穷人怕是一下子就会感到自己有多贱。

    人不管多穷，都有基本的尊严。嗟来之食，食之无味。为什么就不能跑掉呢？

    我一些在城里的朋友雇保姆，常常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从穷地方请个人来，做几天就走了。我说你多给几个钱不行吗？对方常说：“她在家什么也挣不到，我已经给了不少了，本来是想帮帮她，可人家还不领情。”这么说的人，一不算算北京和贫困地区生活费用的差距，二不想想人家长期离家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大都市，在精神和感情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妻子1981年从绍兴考到复旦，第一次到老师家做客，上厕所平生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一时竟不知那是方便的地方还是洗脚的盆子，问也不好启齿。她还是绍兴城里人，在上海还有亲戚。稍微有点同情心的人就能想象，一个从全国最穷的地方来的年轻人，一辈子就没有见过几辆车，头几个月见到北京的酒绿花红、车水马龙，恐怕马路都不敢过。北京对你任志强是天堂，对人家说不定就是地狱。拿着你的300元担惊受怕地过日子，真有那么幸福吗？

    一个百万富翁以这种口气讲穷人，在哪个国家能找到？去年《波士顿环球报》上登了一个故事。一个百万富翁，十几年前跑到波士顿附近剑桥地区最穷的小学，对着全校孩子和家长说：你们这些孩子只要读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的一切费用我全包了。当时家长一听，眼泪不停地流，觉得自己的孩子赶上个大好人。可十几年过后，这些孩子大都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大部分放着白给的钱不要，有的生了一大堆孩子，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失业在家，就是不要上学。这个大富翁说什么？他觉得自己对社会理解太有限，要认真研究怎么有效地扶助这些人，同时继续在别的地方进行同样的捐助，直到找到一个好办法为止。

    到了哈佛这样的名校也是如此。最近几年，哈佛等几个精英大学开出巨额奖学金，吸引贫困生来。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校方马上意识到，钱不是唯一的因素。毕竟这种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富家子弟。试想，一个贫困生，除了学生食堂，什么都吃不起，衣服不减价清仓就不敢买，而自己的同屋动不动买奢侈品、出入一些豪华场所，长期和这些人相处，心理难免有问题，许多人想想就不敢来。于是，这些学校请在校的贫困生给高中的优秀贫困生打电话，现身说法，让他们不要恐惧，同时还开设类似心理咨询的服务，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英国作家Charles Reade曾经说：“播种一个思想，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品格；播种一个品格，收获一个命运。”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在社会主流意识中播种什么样的思想来对待穷人，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命运。任志强为我们的社会播种了一个错误的思想。媒体的沉默，就是媒体的失职。要知道，这还仅仅是他公开讲的话。他关起门来和几个百万富翁的哥们儿们怎么讲穷人，只有鬼知道。我的一位朋友一次坐在一位富人的车里，那富人指着在乱糟糟的街上游荡的民工恶狠狠地说：“这些没有用的人，都该被车撞死！”然而，正是这些“该被撞死的人”，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大大小小的任志强们积累了财富。

    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的思想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