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薛涌《名校野鸡化，北大当先锋》等尖酸恶批后，我曾特意通过网络查阅了薛涌其人。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学历史的薛涌应该知道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的一句名言：‘近亲之间的憎恶是最恶毒的’。如果没有看过这句话，30多岁才出国的他也该知道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虎毒不食子，子恶不弑母！”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谈房地产问题，大概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他实在很难讲出道理来。他的“国耻”论，援引“西方主流国家”的规矩，说人家不公布成本。我们一要求公布，就让人家笑掉大牙，成了“国耻”。我只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的主要房地产公司，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成本核算当然是公开的。美国还有房地产公司核算因为成本不老实而吃官司的。公布成本，何来“国耻”？

    董先生不愿意谈美国房地产公司是否公布成本的问题，除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专业词汇外，他能谈的就是我到处批评别人，包括自己的母校。这样“六亲不认”，当然就是比“毒虎”和“恶子”更残忍的冷血动物。我成了“食子”、“弑母”的魔鬼，他自然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魔鬼攻击的体面人物了。

    可是，他这段话，乃至他整段文章中对我“忘恩负义”的指责，正好非常精炼地阐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思维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一个北大的学子，从北大哪里得到了好处，就不应该公开地尖锐地批评北大，不管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实在有意见和建议，也要“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大概他为人处世，也是这样的原则吧？人家给你了好处，你就不公开批评人家。那么我不禁想问董先生：你研究房地产，不可避免要和房地产公司有密切交往。人家大概对你也不薄。你是否遵守拿了人家的好处就不批评人家的原则？中国的房地产尚无成熟的秩序，各种制度缺陷和腐败一定很多。你批评过谁？作为一个学者对现实不提出批评，是否是失职？

    董先生不去反省这些，反而指责我批评母校。甚至批评母校就成了“弑母”。这样的人在大学教书，会教育出什么样的人？这也许是更令人担心的事情。大学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如果连自己身处于其中的学校都缺乏批评，还谈什么“批判性思维”？最近Harry R.Lewis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没有灵魂的优异：一个伟大的大学是怎么忘掉了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对哈佛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所用的词汇，从“傲慢”，“不坦诚”，甚至到“仗势欺人”都有，可谓尖刻之极，而且学校的主要机构和领导，包括校长，几乎一个不漏地骂了一通。有人称此书为“对哈佛的审判”。那么这位是谁呢？他正是哈佛本科生学院的前院长，1997年他亲笔起草宣言，界定哈佛的使命。你再到亚马逊网上搜书，输入“哈佛大学”的名字，显示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哈佛毕业生Ross Gregory Douthat所著的《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把哈佛描绘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混乱不堪的地方。按董先生的话，如此攻击自己的母校，也属于“弑母”了吧。殊不知，这些书都摆在哈佛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也正是这种无情的批判精神，以及对这种批判精神的珍视，才是哈佛成为哈佛的原因。

    董先生所谓“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给过自己恩惠的人和机构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和自己圈子内的人要私下沟通，要在公共的眼睛之外“通过其他途径”来进行黑箱操作。而这种有特权的小圈子中互相保护的逻辑，正是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存在的“道德底线”。用这样的“道德底线”来教育学生，当然就是既有既得利益集团培养“梯队”。董先生东一个“国耻”，西一个“无耻”，他这样的人在大学教书，宣扬这样的价值观念，才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