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收拾胡戈也许是最不可思议的。陈凯歌本应该是很新潮的人物，有国际声誉，经常出没于世界各地，算是有见识的人。但这件事情表明他似乎还生活在中世纪。他的电影被胡戈拿来剪辑搞笑，说明他的作品已经内化为胡戈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胡戈的创作不过是对自己生存的状态的一种再认识。这本来是证明了陈凯歌的影响，是对他的抬举。怎么会闹到要起诉人家呢？

    我不妨讲一个美国的例子。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和布什电视辩论。辩论一完，晚间笑星就拿双方开心。做法是把辩论录像剪辑放到意想不到的背景中逗乐。NBC的Jay Leno取笑克里的剪辑最为经典。不妨照录。

    克里在竞选中被攻击为风派人物，没有自己固定的立场。在辩论时，主持人也问他：为什么你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克里辩解道：“I kept one position, one consistent position。”中文翻译，就是“我采取一个立场，一个始终如一的立场。”Jay Leno抓住英文中的position一词多义，可以解释成“立场”，也可以解释成身体的“姿势”，所以把这一段录像重新剪接，自己当主持人提问：“克里参议员，你怎么能把卧室里的活动搞得生动活泼？”于是克里在被剪接的录像中出现，一本正经地把上面的话说了一遍。在这个新背景中，同样的话就应该翻译成：“我保持一种姿势，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姿势。”我当时看了，足足笑了两天。

    胡戈对陈凯歌，不过也就是干了类似的事情吧？这种事情在美国，几乎每天晚上的电视中都会出现。Jay Leno通过剪接错位嘲弄布什的东西更多，也更损。难道他能被起诉吗？恰恰相反。这些政治家在竞选时，还巴不得到Jay Leno的节目中做客，因为看这种喜剧的观众，比看电视新闻的人还多。

    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所有当事人对这样的事都有幽默感，到陈凯歌这里就要打官司起诉捣蛋鬼呢？因为人家的精英，叫“公众人物”。“公众”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他们则成了一种公共产品。大家把你拆开揉碎、重新组合，你也就无权过问了。按这个道理说，你陈凯歌成功靠什么？还不是靠大家看你的电影？人家花了钱看了你的电影，你就卖给人家了。难道人家还不能按自己的兴致把买来的“食品”“消化”一遍吗？

    陈凯歌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权威等级的无公众社会。觉得自己在上，别人在下，容不得胡戈这样一个小人物动了他的电影，哪怕人家花了钱也不行。在过去，他龙颜一怒，胡戈还真会倒霉。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精英掌握统治权，知识精英掌握文化的解释权，上能“为王者师”，下能教化小民；没有公众，只有群众。群众总是听精英指导的。但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渐渐向草根社会演进。一个真正的草根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权力，根基都在下面而不是在上面。精英必须接受公众的界定。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使这样的转型加速。1990年代，文化界讨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还仅仅是说说而已。其实文化精英们还没有切身体会到自己会“边缘”到什么地步。这也是陈凯歌为什么最后被胡戈馒头噎住的原因。

    互联网、博客把这种边缘化变成了真的。博客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博客就是“诗经”。传说中古代的国王为了解民情，要派人下去采风，最后辗转编成“诗经”这样的经典。那时文字不甚发达，读书人也没有完全垄断文化，采来的诗就成了一种公众的声音，享受某种话语霸权。后来专制社会确立，读书人为权力所豢养，把持了文化的解释权，民间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士大夫文化一下子统治两千多年。

    直到互联网、博客崛起前，一般小民百姓的声音是很难进入媒体的。如今4亿多网民出来了。万众一呼，几个文人的哼哼叽叽就再也没有人要听了。“公众”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公众”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想想看，如果在10年前，哪个编辑会理胡戈？大家还不都围着陈大导演转。如今，不管胡戈怎么装小人物的可怜，连陈凯歌也终于明白：这个小人物掌握的文化权力竟大得出奇。

    这种网络和博客公众对精英话语的颠覆，更戏剧性地反映在“韩白之争”中。其实，“韩白之争”哪里是什么“争”，完全是一边倒地欺负人，白烨毫无还手之力。白烨的朋友很为他不平，说他是韩寒这代人的“文学保姆”，希望提携后80这一代进入文坛，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自取其辱。白烨的问题在于，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层中，还有个“上文化”与“下文化”或者说“高雅”与“鄙俗”之分。而他自以为是个有权威来做这种区分，并把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统一到一个一元世界中的人。所以才有他的“文坛”以及韩寒一代尚未真正进入“文坛”之说。然而，这样精心经营出来的学说，被韩寒的“文坛是个屁”一句话就给骂垮了。这就像保姆管孩子，有时会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孩子回答：“谁要你喜欢？”保姆还能怎么办呢？

    应该说，互联网和博客时代以前的文化人，都是权威主义时代的特权阶层。互联网和博客塑造了“公众”，开始了由“公众”塑造精英的时代。所以，文化精英不得不学习和公众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要学会在公众中生活，而不是在权威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