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一词，因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该书1962年出版，1964年获普利策奖，如今美国媒体又有一股小小的霍夫斯塔特热，可见其影响依然甚大。

    霍夫斯塔特写作此书，是对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代共和党统治的一个反应。要知道，自新政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美国大部分时间是被民主党所主宰。唯有艾森豪威尔的八年是共和党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政府亲大企业，嘲笑满脑子道理的读书人是“鸡蛋脑袋”，对新政后得势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小的冒犯。其间更有麦卡锡主义崛起，对知识阶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迫害。所以，霍夫斯塔特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这一政治逆流进行反省，试图厘清美国文化传统中不尊重智力的反智主义的源流。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霍氏用的“反智主义”显然是个贬词。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

    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查诸历史，中国的一个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反智主义”变成一个中性词，并强调其正面意义的原因。因为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的利益和意见的渠道。到了近代也是如此。鲁迅的《阿Ｑ正传》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轻轻就进了洋学堂读书，甲午战争后不久留日，正好赶上战后日本狂热的战争宣传的余波。甲午一战，突然使日本人觉得经过了西化的日本比作为亚洲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国要优越，于是媒体上把中国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体。比如当时表现甲午战争的木版画，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作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说明的条件下展示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无理取闹地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读《阿Ｑ正传》长大的一代。阿Ｑ的形象，和这些版画中一些中国人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对农民的蔑视，被完全没有做农民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无知”，也成了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与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当然也有深刻的联系。

    阿Ｑ这种由知识分子创造的小民百姓的形象之所以不受挑战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么久，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和权力对之反击。而一个有反智主义传统的社会就完全不同了。美国便是一例。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美国建国时代的自耕农，也可以被像鲁迅那样的人描述为不开化的蠢货。但正是杰佛逊这种古典修养最好的人，出来强调自耕农的道德优越，反对工商精英的操纵。同时，当时的宗教传统，也给小民百姓的文化自立提供了条件。大家会去教堂寻求灵魂拯救，并不要听你知识分子唠叨。每个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这样的信条强化了小民百姓的尊严。

    这些传统，我们是没有的。老百姓只能指望知识分子为他们说话；知识分子也乘机把自己打扮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知、圣人。其实，世上并无“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超级人类。大家是同样的俗人。知识分子声称为老百姓讲话，多少是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夹带了不少私货。互联网的出现，则开始打破这样的格局。老百姓终于可以直接为自身的利益说话了。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过去一直还觉得自己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现在老百姓则出来说：你们不过是出卖了我们，替利益集团说话而已！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理念而不受下层社会挑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可惜，在掌握着文字权力的阶层中，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反而是称网络舆论是“非理性”、“不代表民意”的大有人在。如今，“网络暴民”的语汇又出笼了。在我看来，“网络暴民”固然不是没有，但“知识暴君”却可怕得多。网络民主，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成熟，网络文化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