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言人张维迎提供了一种选择：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也就是说，关系老百姓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不需要征求老百姓的同意，只要几个懂“科学”的专家、独董们搞定了就可以。他非常坚定地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民众所能表达的，只能是“情绪”。民众不具备精英阶层“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众必须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改革的目标，是“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精英来把持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市场经济的历史，看看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教训。

    寡头经济，特别是由市场精英所把持的寡头经济，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创造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最终这种经济会被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所击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的兴衰。

    在世界市场经济史中，13到15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奇迹。著名历史学家Braudel声称，所谓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中就已经诞生了。当时的欧洲，还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些意大利城市，利用各封建王侯之间争斗相持不下的机会获得了独立。起初阶段，它们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求生，其政治野心没有生长的空间，只是一门心思地赚钱，经营城市，就像经营一个超级公司，贸易船队遍布欧亚，财富迅速积累，实力很快超过了周围的封建王侯。曾显赫一时的拜占庭皇帝，由于财政破产，跑到威尼斯借钱。可是，在威尼斯人眼中，这位皇帝不过是一位借钱不还的债务人，于是正当行使自己的债权人的权力，将其下了狱，等帝国凑够了赎金，才肯放人。意大利城市国家之气焰，由此可窥一斑。在那里，一切都是生意，都是市场，大家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实现了真正的由企业来经营国家。

    但是，这种由企业经营国家的城市，最终在和由政治经营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输得一干二净。最后世界还是由大英帝国领导进入了现代社会。为什么呢？解释这么大的历史转型，当然原因有方方面面。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企业经营的国家，权力过度集中在市场精英手里。他们的垄断，窒息了城市的活力。当别人不搞“市场经济”时，他们的生意眼还有相当的优势。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国家崛起时，他们因为固守原来的既得利益，不能与时俱进，最后在国际竞争中坐失良机。

    在这些城市国家中，权力全由行会精英们控制。这些行会精英，是天底下最精明的商人。商人的本能就是垄断。精明的商人往往能把垄断的游戏玩得最漂亮。在这些地方，几大商业家族把持着一个城市的主要贸易，不许别人插手。他们彼此通婚，强化家族纽带，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在政治上，也只有进入这一个圈子的人才能获得权力。结果，城市国家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形成了一种自我交易的格局。比如国家要把一块公用的土地拍卖，对土地进行估价的和最后买下这块土地的，常常是一个家族。

    这样高度垄断性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一度给各城市带来了惊人的利润。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城市国家的自我交易模式就无法适应新的挑战。比如纺织之都佛罗伦萨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佛罗伦萨的丝绸业，本来统治着欧洲。欧洲最好的工匠，全在佛罗伦萨为几家垄断性的行会服务。有些小本的下层工匠，曾试图生产低档的丝绸，立即被这几个垄断行会禁绝。这一低档丝绸之禁，在经济上并非没有道理。第一，低档丝绸利润低，而且有碍佛罗伦萨优质丝绸的声誉。第二，低档丝绸和高档丝绸抢原材料、抢市场，甚至会拉下高档丝绸的价格。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欧洲经济萧条，高档丝绸卖不出去，低档丝绸虽有市场，但在佛罗伦萨一直被压制，最后只能把机会拱手让人。更重要的是，商人们由于垄断贸易，倒来倒去赚钱快，很少投入农业生产。所以当时城市虽然繁荣，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却基本没有进步。

    在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变革发生了。14世纪的黑死病后，人口减半，人变得更有价值了。过去的农奴，利用统治集团的矛盾，和领主讨价还价：我只愿意付现金地租，不愿意来服传统的劳役。领主不同意，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反正人口减半之后，地有的是，种地的人不好找。最后领主只好投降。由于人少劳力贵，以现金地租代替劳役便宜了农民。更重要的是，现金地租是固定的，几代不变。以后人口增长，物价飞涨，地里产的粮食卖得贵，固定的地租因为通货膨胀则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许多农民等于白用领主的地，最后发展成大型的商业化佃户。其土地利润，刺激了农业革命。从16到18世纪300年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翻番。不要忘记，当时的社会，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农业革命，当然使英国国力大增。最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意大利的工商寡头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后，权力被锁定在精英阶层，他们短期可能获得巨额利润，长期则必然衰落。但英格兰的小民百姓从统治阶层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后，他们的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权力的下移，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强盛。

    中国目前的发展，有走向寡头经济的危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让企业来代政府进行经济决策。我们有把一个县当成个大公司经营的地方官。我们到处建开发区，说征地就征地。小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抵挡这一切。于是，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中国的基础设施过硬！外商赞不绝口。这一由企业来主持规划的新式计划经济，确实相当有效率。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的。15年后，中国进入老龄化，人力资源不足，外资跑到别的地方怎么办？那一栋栋高楼大厦，万一空下来怎么办？小民百姓基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家庭内部没有积累，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到时候想提升产业结构，瞄准高端企业，我们哪里找高端的劳动力？

    寡头经济收益快，不必过多操心技术更新，更不会管提高人口素质这样长期的目标。寡头们喜欢利用垄断权力，倒来倒去挣快钱。这样的经济，即使能够创造短期的繁荣，从长期看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起飞的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寡头的手中，更要防止这些寡头过多地把持资源配置权。小民百姓的利益应该有基本的保障，应该在经济决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保护每个竞争者的市场体系。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后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