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校外教育课程，是诞生于未名湖畔的缔造中国写作的“黄埔军校”。教师绝大部分是北大中文系的正式教授，包括钱理群、曹文轩、孔庆东等文学大师。其他教授包括舒乙等国内知名作家、文学家。这一课程，在教学内容、课时、任课教授、学术要求等方面，和北大中文系的正式课程完全一致。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毕业，将被授予北大文学学士学位。和北大正式课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晚上和周末上课，学生不住校。同时，一年全日制课程的学费，仅900元人民币。这一课程的目的，是给那些当年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希望在工作之余圆一圆大学梦的人，还有那些上不起北大，或者没有考上北大的人，提供货真价实的北大教育。

    这难道不是一个梦一样的事情吗？可惜，这确实只是梦中才会发生的事。这则广告是我虚拟的。不过我并非凭空捏造。我写这则广告时，有两个蓝本。一是最近冒用北大之名的所谓“青春写作旅”的虚张声势的广告辞，一是哈佛大学的校外课程的实际操作办法。这两个机构，都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不过，在我们这里，“青春写作旅”被办成了被人们普遍声讨的“天价写作班”。如果按哈佛的规矩办，那么就应该按我所虚拟的广告辞来经营。

    当“天价写作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一些读者给我写信：“你为什么不声讨？”对我来讲，直接声讨确有难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北大中文系出身，写作班拿来做广告的曹文轩教授是我大学时的班主任。我在这个问题的几点立场，和公众的情绪并不相合：第一，北大和主办单位都声明此事和北大无关。从行政上看，这件事似乎确实和北大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写作班的教授们，无法为“天价学费”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和主办者打交道，不管拿多少钱，都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既不犯法，也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他们顶着“北大教授”的名字出去讲课收费，也未尝不可。因为“北大教授”这个身份，也是他们个人成就的一部分。几个文人风花雪夜一番，顺便收几个钱，就像知名书法家给人家写几个字，拿些“润笔”一样，似乎没有必要引起这么大的公愤。但如果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出去给人家当“独董”，同时又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让给自己钱的企业从这些决策中受益，这里产生的“利益冲突”，才涉及重大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不过，公众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这种天价写作班确实不是个美丽的事情。那么，公众的愤怒道理在哪里？今后怎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理清这些问题，就无法就事论事，而需要把这一事件放在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的大框架中看。

    这个写作班8天收费4900元，听课一天将近1000元，难怪仅招了20几个人。老实说，我对这些学生的家长并不同情。孩子追星可以理解。家长则是成熟的人。愿意花这笔荒唐的钱，后果自己去承受。社会犯不上去干预公民个人的消费行为。让人奇怪的是，这样的“天价”，怎么居然还能招到学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好学的中学生想接触“大师”是可以理解的。独生子女的家长为了满足孩子向上的欲念而不惜工本，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但他们缴“天价”的事情说明，即使是这些看上去相当有钱的家长，培养了相当好学的孩子，还是无法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找到自己满意的教育服务。

    不妨举两个美国的例子作为对照。我有位朋友的孩子，上高中时非常优秀，喜欢写作，甚至最后一年跳级不念直接上了大学。这种思想上早熟的孩子，上高一时就对高中不耐烦了，而美国的高中要读四年。怎么办？到大学去听课。这位朋友的孩子在波士顿郊区上公立学校。她在本校老师的推荐下，跑到哈佛听课。另一个朋友住在俄亥俄，孩子4年高中，一直到当地的大学修课，等上大学时，许多课因为修过就给免了，缩短了上大学的时间，省了父母一笔学费。大学教授暑假出来办班赚钱的事情不是没有。这属于个人私事，没有人干涉，更没有人义愤。但是，由于像哈佛这样的名校都相当开放，名教授就不会奇货可居。有的明星教授的暑期班相当昂贵，但绝不至于像这个“天价班”的价格这么离谱。

    在我看来，指责“天价写作班”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这个写作班，不过是个失败的商业模式，不仅赚钱有限，而且引起公关危机，砸了牌子，以后再难经营。我们需要批判的，是这一“天价”成立背后的制度和理念。

    “天价”能炒得这么高，就在于人们接触不到这些名教授，使他们的神秘感太强。这种神秘感，又是基于我们大学的封闭。大学不应该是被围墙围起来门禁森严的象牙塔。大学必须开放，服务于社会。对这一点，我们似乎大道理都明白，但在具体的操作层次，看不到任何大学在这方面有值得圈点的表现。

    美国大学都信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必须对当地社会提供教育服务。这种服务包括多方面。比如，大学生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支教，本校为此支付相关的费用。我知道几个耶鲁的实例。耶鲁每年给几个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让他们到当地比较成问题的学校服务；耶鲁还有一个语言课程，让自己的博士生给当地高中学生讲授各种外文，按小时支付他们的工资，并且承担所有书本、磁带，乃至旅游活动的费用，不准向任何学生收一分钱。另外，学校的许多设施，如健身房、体育场、礼堂等等，在一些周末和假日免费对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开放。当地高中生，经学校推荐，可以到大学旁听甚至修课。许多大学，还容许当地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旁听。当然，还有我上面提到的校外课程。我在近著《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一书中，曾对哈佛大学的校外课程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种课程，不仅和哈佛的正式课程完全一致，而且任课者也大部分是哈佛教授。甚至有诺贝尔奖得主来校外课程上课。毕业会授予哈佛的学位。而学费仅是哈佛正式学费的七分之一。唯一不同的是晚间上课，不住校，缺乏正式本科生的集体生活。这种课程当初的宗旨，就是给一些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所以当地在职的学生较多。总之，大学要给周围的居民提供周到的服务，成为当地社区有机的一部分。

    这一面向，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所彻底忽视的。大学虽然全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却只顾寻租烧钱，不觉得对纳税人欠了什么。我们的公立大学，在社会责任上，比起人家的私立大学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更有甚者，大学不仅不对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甚至对自己的学生也不理会。这次为追访这个天价写作班，记者问负责人吴涛现在可否报名时，他竟说：“你们要听交1000元就行，抓紧机会赶快办手续。明天是曹文轩教授讲，他是作家，北大中文系主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你的孩子即使考上北大也不一定能见到他。”

    当年曹老师在北大当我的班主任时曾向全班声明：“我的职责是上传下达。学校有什么事情，通过我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我告诉学校。你们都是大人，要自己管理自己。”这样自由放任到连政治学习也经常不执行，让我们享受了美好的四年。这个不管事的班主任，至少当年不是不见学生的老师。他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会把我们领到他在筒子楼里的宿舍，给我们读他的写作笔记。二十多年未见，我当然无法为他的人格担保。然而，外面的人这样拿北大的教授炒作，是否说明了北大的校风有些变化呢？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和同学抱着瞻仰名人的心态敲吴组缃老先生的门。开门的家人有些迟疑，似乎在想拒客的理由。但一听到是学生，吴先生自己马上从里屋迎出来，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我们的紧张一下子烟消云散。当时还在中年的张广达教授，推着个自行车，站在路口能和一个还叫不出名字的学生谈半个小时的《资治通鉴》、伯希和、宫崎市定。如今呢，刚刚听到丘成桐教授指责北大某系的许多教授叫不出一个本科生的名字，现在又有人炒作北大的教授有名到了学生也见不到。名人当然是越见不到越神秘。按这个规矩，越对学生不负责的教授，价码可能越高。这是在为谁办大学呢？

    大学教授出来办班赚钱，本无可指责。但是，大学不履行社会责任，甚至不履行对自己的学生的责任，那就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