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授治校的信徒，当然不希望教授在大学中“沦为弱势阶层”；但之所以出来批评贺教授，不仅因为他这样罢招有些小题大作，而且提出的理由也背离了通才教育的原则。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以通才教育为本；学生到高年级可以选专业，但真正的专业训练应该到研究生时期完成。现在的大学教育，受苏联的专业化理念影响太大；再加上激烈的高考竞争，学生在中学就背书，没有广泛的知识训练；进了大学一头钻到专业里，特别是文科，还是要在狭窄的范围内死记硬背。高考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考研则是大学教育的指挥棒。如果考研太专业，学生一进大学就又要背专业书，形成大学教育高中化，难以发展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批评了贺教授，认为考研应该领域更宽泛而不是更专精，应该鼓励大学生享受通才教育，进了研究院的门再专业化也不迟。我还特别举出了美国的例子，说美国法学院招生不招法学专业的本科，法学在美国基本就没有本科；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法学训练的高度专业化。

    经过这场辩论，我没有发现贺教授再发表法学考研要专不要宽的言论。另外，我又不断发表文章，称法学本科是“扯淡专业”，希望大学考生不要盲目热衷法学。不久前在上海的校长论坛上，一些大学校长也提出取消法学专业本科的意见。本来以为，我们的辩论已经有了结论，无须再多论了。没有想到，贺教授最近在《法制日报》上旧话重提，引述我当时辩论中的一段原话：“法学需要专家。但对法学和法学专家越迷信，越可能带来专制的倾向。”然后评论说：“对于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法学教师，一个十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法学和法律专业化的学者，这样的说法自然是触目惊心的。”

    贺教授的“触目惊心”，也让我对他这段评论感到触目惊心。我的原话讲得很清楚：“法学需要专家”。我反对的是对专家的迷信。因为越迷信权威，就越容易导向专制。看看中西方的历史，难道专制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权威迷信的基础上吗？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的人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常理。但贺教授对此竟感到“触目惊心”，说明他至今还认为，大学生读书，就是该迷信专家，否则就大逆不道了。

    我要感谢贺教授不留神讲出了心底的真话。其实，他这样的心态，是我们的文化和教育的产品，并不应该令人太奇怪。中国传统的某些因素，强调学生迷信老师。苏联教育制度的影响，又使得专业无上神圣。但这样迷信下去，专业下去，中国就不用再想什么“创新社会”了。因为知识的进步总是从挑战权威开始，挑战的结果也常常是突破往常的专业分野。

    以法学训练为例。为什么美国的法学教育这么优秀？以我局外的观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注重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几个僵化的条条。我在自己的博客中曾和网友们提起，我的一位同事（历史教授）的丈夫是哈佛法学院出身，现在专门给被判了刑而没有钱请律师上诉的穷人上诉。他对我讲，他干的工作，本质上和搞文史的非常相近，其基本功就是文本分析。他的工作，第一步是阅读审判记录，通过对记录和判决的分析，找出其中的破绽，提出上诉的理由。要知道，美国法庭的审判，都是经过双方律师反复博弈而达成，一点逻辑上的漏洞就会被对方抓住。但他惊奇地发现，即使经过这样反复的论证，最后他还是能够从文本上发现许多破绽，甚至有些死刑犯被冤枉。换句话说，这些文本，都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法官等专家劳动的结晶。你要迷信专家或专业知识，怎么可能推翻人家的结论？而这种文本分析的能力，正是大学通才教育培养的所谓批判性思维，比什么具体的法律知识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法学院招生，根本不看你有无法学知识，而看你的写作能力、思辩能力。比如历史课，就是想上法学院的学生选修的一个热门。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仅主张取消法学的本科专业，而且提出法学硕士招生不必考专业。要考的是学生的语文能力（如阅读、写作、和外语）以及分析推理的能力。学生有点法学专业外的知识，也同样特别有帮助。至于法学专业，读了研究生从头学也不晚。美国的法律比我们的复杂得多，尚能跳过本科的法学训练而达到高度专业化。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大一开始学习法学专业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法学专业的问题，也是整个大学教育的问题。迷信专业教育，是剥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最好办法。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就得有不迷信权威的创新型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必须让大学生在思想发育上能够“天高任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