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吗？你是在现场？好好，你让农民们选出几名代表一会儿到信访局来，我现在就通知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和强盛种业公司的领导……九点半，对九点半，在局里召开协调会。还要让工商局的人一起来！”梁雨润一边小跑步地走出家门，一边不停地打着电话。

    群众围聚省委大门口是大事。每逢这样的事，梁雨润就像接到火线的战斗命令一样，总是冲锋般地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并及时予以处置。

    现在是九点半，省信访局的三楼会议室坐满了平遥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强盛种业公司代表，以及县区市省四级工商局和省县信访局等单位的负责人，气氛显出几分凝重。在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强盛种业公司双方陈述各自的赔偿数目及理由后，省农业部门的领导态度坚定地表示“要维护农民利益”，并责成强盛种业公司尽快做出相应的赔偿。但责任方强盛种业公司对南长寿村村民提出的赔偿条件不肯答应，坚持认为他们的“职工利益同样需要维护”。如此僵持不下，一直到下午协商仍在继续……

    “因为另有一件急事需要我去处理，所以下午的协调会开始我没有参加。下班后我回到局里，见会议室里仍然吵吵嚷嚷的。进去一看，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种业公司负责人火气都很大，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于是就宣布当日的协调会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当时南长寿村的一百多名上访农民都在我们信访局的大院里等着，我对村民代表说，希望他们劝农民们先回平遥，留下代表与种业公司协商。就在这个时候，省值班室又通知我去处理另一件事，正当我要离开局机关时，聚集在院子内的农民们竟然有几个抱住我的双腿，苦苦恳求说，你梁局长一定要为咱受害的农民做主，否则我们就呆在省城不走。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暂且劝说一下就匆匆办其他事去了……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他们这些村民们因为见种业公司的领导不肯应答他们提出的赔偿条件，将患高血压的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围堵在会议室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因为省委大门口又有突发事件，我一直在现场处理。中午，我拖着非常疲乏的双脚回到自己单位时，见南长寿村的村民还都在那儿，就有些上火了。一问，原来他们的村民代表与种业公司就因为每亩还有10元钱的差距没有谈妥协议，而且双方都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我上楼把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叫出来好声劝他，说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像绝收的农民那么可怜吧！现在就差10元钱一亩的赔偿了，你就答应这些农民兄弟算了。可那经理沙哑着嗓门冲我说：农民们是可怜，我们种业公司的职工也不是开银行的。别说10元钱，就是再多一分钱我们也不答应！我一听就火了，对那经理说：你这是想解决问题哪？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吧？可你看看他们绝收的农民，为了上省城来讨还公道，拼凑了钱上省城来讨债，三个人合吃一盒方便面。你拍拍胸口，如果你敢说种业公司现在确实穷得再不能拿出每亩10块钱的赔偿金，那我梁雨润用自己的工资帮你解决这10块钱中的一半，你种业公司再另外拿5块钱如何？不就是4000多块钱嘛！我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你看怎么样？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听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说梁局长你真是好人，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让你拿自己的工资来为我们解难。那好吧，我做这个主了！第一个协议就这样敲定了下来，真不容易，磨了两天又一夜……”梁雨润事后回忆说。

    我在省信访局的卷宗里看到了调解下的第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为：平遥县南长寿村部分村民与山西强盛种业公司因制种发生纠纷，经省信访局协调，达成四点协议：

    一、种植亩数按850亩计算，每亩保底价为575元，共计488750元，由种业公司赔偿。

    二、当年所产的合格种子玉米由种业公司按当地种子市场价回收。

    三、每亩的原种子款35元由种业公司从回收村民的种子款中扣除。

    四、种业公司的赔偿款分三次支付给南长寿村村民。

    没拿到赔偿现金的南长寿村村民仍不满意，梁雨润继续调解。

    但这个苦苦磨下的“协议”对南长寿村的农民来说，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原因是，当晚由梁雨润在场监督的“协议”，当时涉及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盖章问题。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总不能把管章的人再从家里叫回办公室吧？”在南长寿村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上盖了章后，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强调了这样一个理由。

    村民们信了他的话。“明天你们到我们公司去盖！”种业公司的人这样承诺。

    第二天一上班，南长寿村的代表梁中禄等人来到强盛种业公司，说要找昨天跟他们签约的那位副总经理盖章。管章的人告诉他们，副总经理不在，她不能随便盖章。

    “副总经理去哪儿了？”村民们有些紧张。

    “还说呢！他被你们气病住院了！”种业公司的人没有给农民们好脸看。

    “他住院了，可这协议上有他的签名，你们也该盖章吧！”农民们拿出合同书。

    种业公司的人瞄了一眼，毫不在乎地说：“那也不行。你们找他去说吧！”

    农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上医院找他！”他们赶到医院，找到病房，但病房内是空的，病床上挂着的牌子上有那位副总经理的名字，却不见其人影。

    “我们上他们当了！他们在糊弄我们！”农民们愤怒了。

    “这怎么可能？”梁雨润听南长寿村的农民代表回来向他反应情况后，极为意外。叫接待员打电话到种业公司，可没料想，这边电话还没打过去，就接到了那边的“一把手”——董事长的电话，说你们做得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我们的副总经理折腾一夜不让回家？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说着，对方的手机挂断了。

    梁雨润知道后，憋了一肚子气，这也是搞信访的“职业特点”——你得随时准备夹在中间受气。那天，梁雨润刚刚上班，强盛种业公司的人就给他递上一份盖着印章的公函。梁雨润接过一看，不由生气起来：“这算什么事嘛！”

    种业公司的公函内容不能不让梁雨润生气，因为他们在公函上的白纸黑字明确说与南长寿村农民的那份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并希望省信访局梁雨润他们按照300元的保底价作为赔偿条件与南长寿村村民商谈处理此事。

    “卖种子时他们把农民们坑了一回，人家大老远的跑到省城上访又把农民们蒙了一回，还想让我们出面给他们擦屁股，亏他们想得出！”王英等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也生气了，说种业公司这么个态度，我们没法再插手协调了，等着农民再闹吧！

    梁雨润从椅子上站起来，摆摆手说：“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办得稳妥。种业公司这回的出尔反尔，必然会引起南长寿村农民更大的情绪，眼下我们要及时掌握那边事态的发展。”这是10月25日的事。就在梁雨润他们省信访局接到这份公函的差不多时间，南长寿村村民们也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种业公司的“毁约”行为以及他们提出的新赔偿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