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纽约的保罗·怀特和我们的“欧洲班子”开会讨论了对战争的报道问题，包括莫罗、驻巴黎的汤姆·格兰丁和驻伦敦的我。我们就传输线路和短波发射台等技术性问题制订了方案，另外还安排建立一个由美国记者组成的常设报道小组（例如，《纽约时报》国外部便雇用了几名英国人），以防开战后美国新闻机构不再允许其雇员作播音。我听说，与我们竞争的广播公司计划采访一些大名鼎鼎的外国人，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弗兰丁(Flandin)、意大利的盖达(Gayda)，等等。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计划更好。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听众希望听到新闻，而非外国人的宣传。我们对波兰人未能迅速建成新短波发射台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将使我们的广播网出现一个漏洞。与爱德打了一场疯狂的高尔夫球。平时，总是听到我的工党朋友们在下院咒骂义务兵役制，保守党则表示希望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但在球场上，却听到我的球童以标准的伦敦腔说：“这几天我们大概必须得给那个笨蛋希特勒一顿胖揍了……”。这种感觉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