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芬兰！昨天红军空军轰炸机攻击了赫尔辛基，杀死了75名平民，有数百人受伤。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斗士，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了不起的宣教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引用莫洛托夫一个月前的讲话）的最正义的旁观者，现在却违背了至少半打“庄严的条约”，扑向了欧洲最规矩、最勤劳并实行民主制度的小国。过去10年苏联在国际关系上赖以立足的道德基础像纸牌搭建的房子一样坍塌了，而批评者和反共分子一贯都是这样认为的。斯大林表明自己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小日本都是一丘之貉。苏联外交政策原来与沙皇时代一样具有“帝国主义”特色。克里姆林宫已经背叛了革命。

    我愤怒了足有30个小时；昨晚几乎无法入眠，虽然实际上我也没有机会睡觉。自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便不断向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打电话，为我们从芬兰作播音进行通讯准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事办成，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美国国内能够听到芬兰人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但是我们就是要把此次播音工作办成。首先，马克西(Maxie)代表全国广播公司与日内瓦电台（我们唯一中立的对外联系渠道）达成了协议。他还率先与芬兰人和瑞典人进行联系，并设法使对方同意，让芬兰总统卡利欧(Kallio)、外交部长埃尔库(Erkko)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给赫尔辛基政府打了个电话，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并非如此，至少芬兰人这样说。但是我很难说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使他们相信参与采访的并非全国广播公司一家，还包括我们公司。而且，我还必须依赖他们转播所有从芬兰发出的信号。昨天整个下午都在寻找一家转播电台。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既不会向我提供转播电台，也不会提供用于转播的电话线路。他们接到不要冒犯俄国人的命令。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试图使荷兰人借给我一个转播电台，但是他们太害怕违犯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最后爱德·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橄榄球”电台，再通过短波发射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射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射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射台的信号，但是由于伦敦的接收设备性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炸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哈拉尔德·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