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了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每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每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每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他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他眼里，整个世界和他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他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他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即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挫折、诽谤、羞辱他人。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他即位后，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生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的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