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如此，伊丽莎白也不愿意对他们痛下杀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开了杀戒。

    在这些案件最著名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案。玛丽·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王位，也是伊丽莎白的表亲，如果伊丽莎白没有子女，她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玛丽美艳多才，但为人放荡，不守妇道，秽乱宫闱，以至于引起苏格兰国内普遍的不满和叛乱，玛丽被迫逃亡

    英格兰。

    伊丽莎白可怜这位表亲的不幸遭遇，对她予以善待，但是拒绝帮助她重登王位。而玛丽却恩将仇报，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罗马教庭和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以及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她企图发动叛乱杀死伊丽莎白，重登苏格兰王位并继承英格兰王位。

    这些阴谋被侦破后，伊丽莎白出于政治谋略上的考虑，一直没有开杀戒，把玛丽软禁了近20年。但是玛丽死不悔改，一直没有停止她的阴谋活动，这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稳定，伊丽莎白无奈之下，在征得到玛丽的亲生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同意之后，把她送上断头台，平息了叛乱。

    处理这些叛乱案件时，伊丽莎白在开杀戒之前都要反复权衡其得失和后果，尽可能减少杀戮，避免社会的震荡，防止国内外敌手的反扑。这反映了她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宽容，女王宽大的处理方式得到了多数臣民的拥护。

    伊丽莎白宽容的治国之道还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就生活在伊丽莎白时期。在伊丽莎白之前，英格兰就有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以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不幸的莫尔爵士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但是在伊丽莎白时期我们并没有找到实施这类重刑的记录。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和不朽的，今天我们在欣赏这些伟大的作品时，只会引起我们对人性以及生命的永恒价值的反思。但是在当时，这些伟大的作品却并非仅仅具有美学上的意义。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家名为“环球”的剧院，这个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通常在下午两点开戏，许多贵族包括女王本人是这家剧院的常客。有钱人可以坐在木结构包厢里，普通人坐在剧场正中的露天处。35岁的莎士比亚是这家剧院的股东、演员兼剧作家。

    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这家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了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的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伊丽莎白时期与玛丽·斯图亚特案齐名的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

    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那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一场叛乱之中。但是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个戏剧受到任何惩罚，这不能不说是女王宽容施政的结果。

    许多莎学研究专家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作品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它们大多以揭露宫廷的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虽然做人比较厚道，但是千万不要怀疑女王的智商，她无疑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女王就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伊丽莎白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演出40次了”。

    伊丽莎白和戏剧审查官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干涉更富有喜剧色彩，《亨利四世》中的大胖子骑士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原来给他取名为约翰·沃德卡斯特爵士，审查官大概是出于保护

    公民名誉权的考虑，以及防止作者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要求莎士比亚把这个姓名改一改，因为英国有一个同名的家族，于是这个名字被改成了福斯塔夫。

    这样，福斯塔夫，一个英国人十分喜爱的喜剧人物就诞生了。在《亨利五世》中他死了，女王觉得十分惋惜，于是下令莎士比亚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复活并恋爱，莎士比亚就写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戏，以满足女王和广大莎迷的心愿。

    如果莎士比亚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庆幸，因为如果他不幸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些伟大的作品就很难说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下就坐着伊丽莎白这位意志坚定、掌握了无上权势的女王。她对戏剧的开明态度也体现在处理国家事务中，这为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宽容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