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哈特

    马奇诺防线工友协会主席

    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炮塔，这个碉堡建筑在斯纳堡，这里过去有两门75毫米的大炮，这是马奇诺防线的一部分，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卫法国，防止邻国德国突然袭击而修建的，德国离这儿10多公里，在我前面和右边离这儿10多公里，边界离这儿很近，德国在北边和东边建立了工事，为防止德国军队很快地穿过边界，因此法国在边界上建立了工事，在马奇诺防线曾经发生了30次战斗，为了防止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式进攻，法国加强了边界防御。

    从1950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登纳和戴高乐将军决定使两国人民和解，斯纳布尔成为两国人民和解的象征，法国人和德国人决定共同努力重建欧洲，根据历史我们共同修建了一个博物馆，过去曾经遭到轰炸，现在还有很多弹头。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

    法国前总统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期，当时我还是儿童时代，法国准备和德国的战争，我们学习德文而不是英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占领德国，因为我们将面对德国的军队。相反我们可能被德国所占领，我们整个的军事制度就是准备和德国进行战争，1945年之前我们建筑堡垒制造武器，这些事距今已经60年了，19世纪30年代，当时的外交部长罗伯尔舒曼，拒绝与德国和解，这种想法当时看来是必须的，但也是不可能的。

    在开始的时候，东西方之间有一道铁幕，东欧被苏联占领。西欧部分有两个大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两国有5300多万人口，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欧洲的50%，这两个国家从经济和人口来看是很重要的，从他们决定和解的时候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与邻国和睦相处。因此就出现包括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在内的欧盟创建国这个名称。

    皮埃尔·罗桑瓦隆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拿破仑法典》就是《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是什么呢？是完全和英国的法律相反的，英国的法律是以习惯为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则相反，它是非常具有权利理性主义的，从那个时候起，世界上有两种法律模式，一种法律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如《哥马路法典》，另一种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那就是《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

    可以说这两种模式一直在世界上并存，前一种已经超越了后一种模式，它比较实用，因为它重视人的社会地位的价值，而不以抽象的原则为指导，根据《拿破仑法典》的乌托邦思想，它不需要对法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拿破仑法典》只要求机械地实施法律，人们永远不能机械地执行法律。

    不管什么时候，原则都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法国受到了狂妄的理性主义影响，法国

    人认为一切都可以组织实施，这就引起了法国社会的一个问题，法国社会试图将现代社会从成见和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伟大之处。

    《拿破仑法典》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世界的理性论。它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而实际上引起了问题。

    《拿破仑法典》的第二个特点是完全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一切基础是契约和个人责任，整个世界建立在个人自治意志的基础上运行，这也是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一个社会不能简单地只有契约和个人的自治意志而存在，还必须有制度。

    《拿破仑法典》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几大洲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最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采用了《拿破仑法典》，而没有采用美国、英国的《哥马路法典》，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也吸收了《拿破仑法典》的思想。

    伊曼努尔·勒华·拉杜里

    法兰西学院院士

    我认为殖民主义问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我们放弃了一些殖民地，这是很好的，但是有关对殖民地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过去说这是一种殖民主义。法国人做了很多对殖民地人民不利的事，譬如说我们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很好的教育，但是看看印度支那、越南的那些精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他们当中的部分人来到法国，为我们的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降下法国的三色国旗的时候，人们唱着马赛曲，把它看作是一种胜利，这是法国人的思想，就这样我们离开了阿尔及利亚，戴高乐将军善于抵制美国人，他使法国获得真正的独立，有时候他虽然傲慢，毫无疑问不能指责他把美国部队赶出了法国。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

    法国前总统

    那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除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殖民化不是通过移民实现的，而是行政机构的殖民化。而这些行政机构是吸收了我们的价值观，尊重个人的权利，而且法国没有通过暴力很快处理这些殖民地的独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