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显露：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君主对抗母亲，以及法国和国外势力的冲突。

    在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有谁可以站出来，安抚黎民、维护安定、打败封建势力、拯救法国的崩溃、提高法国的国力且睥睨欧洲？

    黎世留的父亲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他具有世袭的权利，黎世留22岁时，获得主教头衔。按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的年龄还差两岁，但是黎世留自有妙计，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事后，黎世留坦承谎言，并要求赦免，教皇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批示说：“该年轻人日后必将成为一大无赖。”

    据说早在1610年，这位主教大人就为自己在政坛的言行立下了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用宫廷行止守则及警言》，其中说道：“要让君王关注自己，必须在君王路经之处侍立，但次数不可过多，以免讨嫌；看准风向，不要在君王生气时跟他说话；言语和文字都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要乱发言论，也不要落笔成文，因为有些事一旦出口或落笔，就将无法挽回。”

    有人说此文乃是伪造，但说实话，黎世留的所为与这些规则颇为契合。也正是凭着这种小心谨慎，黎世留慢慢走上了法国历史舞台。

    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此时的他终于显露出了性情刚烈的一面，他的铁手腕让世人为之一惊。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世留是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为促进国家的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世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摧毁他们的教会，有时杀死胡格诺教徒，而在胡格诺教徒控制区，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不逊于对手所为。当路易十三访问坡城时，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所天主教堂作礼拜。

    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军事上的实力，不服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甚至与法国为敌的任何船只都可以驶入港内。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1627年，黎世留随同国王向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进攻。

    进攻开始不利，随行的国王感到厌烦，先行返回了巴黎，在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黎世留一马当先进入城内，他身后的士兵把面包分给饥饿的老百姓。

    此时，半个法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世留的政策却极为宽大，甚至出乎胡格诺派的意外，他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诺士兵回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退还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后，由国家补贴20万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胡格诺牧师。

    1629年黎世留颁布了《恩典敕令》，剥夺了《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派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确规定胡格诺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

    黎世留的政策使整个欧洲都大为惊异，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也因此不断得到缓解，后来，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崇拜胡格诺派将领的情形，黎世留说：“从那时，我在任命胡格诺派教徒以各种要职时，宗教的争端从未成为一种障碍。”

    这也许是黎世留最大的几件功勋之一，他既通过解除兵权消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基础，又用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使胡格诺派失去了政治对立的基础，从而解决了王室与胡格诺派之间长期的对立，法国一大隐患渐渐消失，而且胡格诺派在工商业的特长为法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对另一不稳定因素——封建贵族，黎世留远不如对待胡格诺派那么宽容。此时的贵族仍

    然窥视着中央政权，有些势力大的贵族拥兵自重，建立城堡，甚至自行制定法律，强收过路费，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黎世留认为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在今天看来，这种绝对君主制是落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从贵族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

    1626年黎世留颁布敕令，命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一些贵族嘲笑他的政策，有人专门跑到他家窗前决斗，而黎世留直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怀恨在心，拉拢皇太后，试图打击黎世留。但他们在宫廷斗争中败于黎世留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