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法国》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启蒙运动(2)
1778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时,万人空巷,群众向他欢呼致敬,场面之大令任何一次皇家仪式都黯然失色。
在巴黎西岱岛的南岸,塞纳河边有一座咖啡馆,名为“伏尔泰咖啡馆”。这里并不是伏尔泰饮咖啡的地方,而是他游历欧洲各国归来时最后的居所。
1778年3月30日,84岁高龄的伏尔泰从这里慢慢走了下来,前往卢浮宫参加学术团体会议。就在当天,剧院里再次上演他的诗剧《伊莱娜》。演出结束后,伏尔泰站在舞台上,演员们用月桂编织的花环为他加冕。因为在法国人心目中,除了国王,还有一位思想和艺术的君王。
坚持一生、顽强地带领欧洲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不仅获得了民众的尊敬,而且成为凡尔赛宫的座上常客,国王和贵族们也一样崇拜这位思想的天才。
这就是法国。国王对思想家的宽容,培育了社会的思想能力,而社会对思想家的崇敬,超过了对国王的忠诚。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不断孕育并不断输出思想的国度,能在漫长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中,始终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影响世界,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在伏尔泰咖啡馆转角处刻着一行字:“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在这里去世。”
多才饱学、博大精深、文笔隽永、幽默风趣的伏尔泰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中,棺木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在他对面安息的是卢梭。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捏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将点燃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点燃整个巴黎乃至整个世界。
2.我们决定把愚蠢的、有奴性的动物变成有知识、有人性的人。
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则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出生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弃他而去,在孤独中流浪达12年之久,被社会和文明所排斥,被视作危险的反叛分子;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才亲眼看到最反对他的人对他的尊敬,在他死后,影响竟胜过伏尔泰,后辈哲学家也多受他的影响;他使法国民气提升,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他是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就是卢梭。
卢梭,1712年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不知何故,抛妻离子,在君士坦丁堡呆了6年,后来突然回家,而卢梭就在这时期出生了。卢梭自己说:“我就是他这次归来所结的不幸的果实。”
卢梭做过家庭教师,甚至以替人抄写乐谱来维持生计,时常遭人白眼,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寄人篱下生活,他萌发出“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
1749年夏天,法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第戎学院,贴出了一个征文启示,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是否有益于敦风化俗?
一个中年男子走在去范赛纳监狱探望朋友的路上,他偶然看到了这个征文启示,于是在同狱中的朋友见面时,谈到了这件事。在他的这位朋友——狄德罗的鼓励下,他决定撰文应征。
第二年征文结果公布,他的论文竟以第一名入选,得到了一笔奖金。从此,这个不出名的中年男子引起全法国的瞩目。他就是卢梭。1753年,第戎学院举行第二次征文比赛,这次的命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为何?其是否为自然律所认可?
卢梭深受刺激,他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学院竟然有此胆量提出。但是,既然它有此勇气,……我即刻着手探讨了。”
他为自己论文起的名字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并没有获奖,但是,1755年6月,这篇论文出版之后,卢梭再次成为巴黎沙龙的热门话题。
在论文里,卢梭探讨恶的根源,指出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他更明确地将人的“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对立起来。在原始时代,人相对孤立,但是,当人们需要抵御各种灾害时,或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需要时,他们就开始结成群体,进入“自然状态”的第二阶段。这个自然状态并不存在着恶。但自从人结成社会、懂得说“这是我的”以后,私有制就诞生了,一切都变质了。因为“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随后,拥有财产者为了确保他们的地位,就开始设立国家,制定法律。
对于如此国家,人民就应该用暴力推翻它,这种以暴制暴的原则是卢梭政治思想中最大胆、最为革命的部分,他设计出一套绝对民主制,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力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只有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它为大革命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罗伯斯庇尔照着这种方式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实验。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开辟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先河。法国当局对它严加防范,这本书后来被雅各宾党人奉为圣经,雅各宾党的党魁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传人。而正是罗伯斯庇尔铡了路易十六的项上人头。
卢梭在启蒙思想家中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革命,以科学理性来代替宗教狂热和战争的一种革命,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改革的方式。而卢梭的则更为激进,他的主张是“人民主权”,誓把君权打翻在地。卢梭说:“我们决定把愚蠢的、有奴性的动物变成有知识、有人性的人。”
1722年,伏尔泰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卢梭。卢梭称赞伏尔泰的戏剧,但对伏尔泰的不尊敬神灵颇有微词,心高气傲的伏尔泰怎能容忍这样的批评,他反击卢梭的《后世颂》说:“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我认为这首诗颂将永远寄不到它的地址。”
伏尔泰出身于富裕家庭,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参与政权,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的是社会契约、君主立宪。而卢梭出身贫寒,代表了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活动又处处与封建制度相冲突。因而,他们强烈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政治。
伏尔泰和卢梭两人的出身不同,注定了他们在语言和政见上的争吵,但是他们的思想,
却是承前启后地开辟了新的时代。
1778年,伏尔泰和卢梭相继于同年去世,他们死后不久(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人们攻陷了巴士底狱,囚禁了国王路易十六。据说路易十六在狱中读过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之后,曾不无辛酸地说:“是这两个人,而不是雅各宾派推翻了波旁王朝!”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而声名远播的伏尔泰,因为不断鼓吹暴力革命和自由而对法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卢梭,他的一句“天赋人权”成为社会变革的旗帜。和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的,还有这样一些人:
孟德斯鸠,他提出要以三权分立方式保障公民权利;狄德罗,他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哲学原理,并和同伴以编撰《百科全书》的方式向科学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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