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七月王朝对拿破仑的态度与波旁王朝全然不同，拿破仑的光辉又开始在法国

    人心头荡漾，人们把他视为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拿破仑逐渐成为神话的代名词。1831年，政府把拿破仑雕像重新放到旺多姆广场青铜圆柱的顶端。

    1836年，内阁总理梯也尔主持凯旋门落成典礼，凯旋门本就是为纪念拿破仑的战功而建。1840年，法国举行隆重典礼将拿破仑遗骸运回巴黎，穿过凯旋门，葬于荣军院。英灵归来，而水涨船高的是波拿巴家族，尤其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日后的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二世即拿破仑亲子，从未正式即位，1832年病死于奥地利)。

    虽然七月王朝气象颇新，但问题也不少，政府斗争激烈，短短18年，竟然换了17届内阁，政治观点的冲突和政客们的争权夺利，让七月王朝的政策来回摇摆，要求恢复“正统”的波旁王朝派和要求共和的声音威胁着七月王朝的统治。王朝统治基础过小，小资产阶级因为选举资格的限制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力，中上层资产阶级人士总觉得王朝的统治保守而腐败，没能带来法国的大发展，跟英国的差距日益扩大。

    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没有大的改善，农村的饥荒时有发生，半数以上的农民目不识丁；工人境遇更为悲惨，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1847年的巴黎，三分之一的人靠各种救济才能过活，纺织工人每天的工资降到0.75法郎，而养活一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光面包一项就要1法郎。

    路易·勃朗在1839年写道：“早上5点钟你可以在一个工业城市中走走并观察一个挤在工厂入口处的人群。你将会看到不少凄惨的儿童，他们脸色苍白，弱不禁风，发育迟缓，眼神呆滞，面容发青，呼吸困难，就像老头那样弓腰驼背。”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七月王朝越来越不得民心。拉马丁说，对路易·菲力浦，“法兰西已经厌倦了”。

    1848年2月22日晨，路易·菲力浦甚为宽慰地说：“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但是，当天上午，巴黎就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

    2月22日，巴黎街头掀起了群众风暴，“打倒基佐”(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的口号此起彼伏。23日，暴力升级，国民自卫军也投向起义，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菲力浦流亡英国。

    拉马丁是二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一批共和派对他表示：“人民在呼唤您的姓名。他们信任您，我们决心帮助您掌权……您将是我们真正的共和国的部长。”

    人们对他高喊:“坐上总统的座位吧！”他回答：“去寻找杜邦吧！这位老者将坐上这个位置，这是自由的与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24日晚，以杜邦为挂名首脑，以拉马丁为实际核心的临时政府成立，此为第二共和国。但共和国并没有令人们满意，它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护工人利益，但有些政策却实在荒唐。

    　比如，成立“国家工场”，接收12万失业工人，但对这些工人的组织却很不力，真正有劳动机会的不过1万余人，多数人成了只领低工资而无活可干的闲人，后来又因为政府试图改变这一状态而引发街垒战，政府血腥镇压，惨杀1500人。另外，政府还通过“45生丁税”，也就是每交1法郎直接税，还得交45生丁(1法郎等于100生丁)附加税。此举遭到人民极大反感。

    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位男子密切地注视着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他曾说：“共和国已经成立，我要控制它。”他叫路易·波拿巴。

    到了1848年底，法国举行总统大选，在参选者中就有自英国归来的路易·波拿巴。

    对选民来说，农民认为政府就是“45生丁税”，而工人认为共和国是刽子手，而路易·波拿巴是革命之子拿破仑的侄子。选举结果并不出人们意外，路易·波拿巴一人独得750万张选票中的550万张。政权落到了路易·波拿巴的手里。

    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进行政变，解散议会。在此后的一年中，拿破仑家族往昔的辉煌让这位波拿巴加快了称帝的步伐。1852年元旦，他下令将国旗旗徽改为鹰徽，以象征拿破仑帝国。5天后，下令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从建筑物上清除干净。

    1852年11月21日，法国进行是否赞成帝国的全民投票，结果783.9万票表示支持，25.3万票表示反对。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以人民拥戴的名义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号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正式建立。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此评价说：“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年至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年至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的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3.“铁轨时代”。

    在第一帝国时，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起步，七月王朝时有所发展，但一直没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完成是在第二帝国时期。

    早在路易·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三世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有广阔荒地需要开发，道路需要开辟，港口需要疏浚，河流需要通航，运河需要竣工，我们的铁路网需要完善。”“以上就是我要进行的征服。”

    此前，法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远远落后于西欧许多其他国家，七月王朝十几年铺成1900多公里的铁轨，然而领土比法国小得多的普鲁士和英国的铁路分别达3400多公里和6300公里。许多法国人对革新望而生畏，对机器大加抵制，因为那些轰鸣的机器实在与法国的浪漫情怀格格不入，执掌朝政的大臣如基佐等人居然认为经济发展如果过快，有可能损害“社会和谐”。

    拿破仑三世上台后，首先做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他一方面通过修改宪法扩大皇帝的权力，使议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不是制衡力量，并通过法令限制言论自由，惹得维克多·雨果大骂：“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言论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还感到兴高采烈。”

    另一方面拿破仑明白新政权必须“满足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利益并使高层阶级归附于自己”。因此他释放政治犯，不论“红”与“白”一律释放。这样，大革命之后动荡的政局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为法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

    　一位官员是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情景的：“城里穿行的不再是一群群起义者，而是三三两两去上工的泥瓦匠、木工和各类工人；倘若人们翻起铺路石，这不是为堆砌街垒，而是为了疏通地下的水管和煤气管；房屋不再受大炮和火灾的威胁，而受优厚的征购赔偿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跌跌撞撞的法国工业革命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