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透露出他对待欧洲文明的态度，之后的多位俄国统治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  

    彼得绝非西方的盲目崇拜者，西方的意义于他而言是技术，他只想为俄罗斯引入西欧智  

    力和物质资源，使俄罗斯能在欧洲占据独特的位置，他并不想把英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搬到俄罗斯去。  

    彼得的改革，不仅没有引入欧洲的民主政治，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俄国的专制制度。改革者是君主本人，这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也是改革不彻底的原因。  

    彼得把保持古风的专制制度变成帝制极权制，并赋予帝制某些现代意味，他坚称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君主也是国家的仆从，是法律的主要代表和普遍繁荣的卫士。  

    不要因此就对彼得的政权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要的是无上的权威。他一句话就把这种思想表达得很清楚：“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  

    帝制的极权化使他得以顺利推进改革，但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改革的热情和对专制的信念是彼得的左膀右臂；不幸的是，一只手臂总是使另一只手臂的力量陷于瘫痪。”  

    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通过改革不断得到强化，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矛盾延续了几百年，不断激化。这时，改革又成为历任沙皇缓和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但没有哪个沙皇能站在历史巅峰推进改革，甚至像彼得这样站在时代浪尖的勇气也不可再见，专制帝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耗尽了随时代前行的全部活力。  

    直到1917年，除了专制帝制已改无可改、革无可革。  

    于是火山爆发了，几个世纪的矛盾像岩浆一样把彼得苦心经营的王霸雄图、帝制伟业化作尘土。俄国人民选择了新的道路。  

    不过很少有人把这个结局归罪于彼得。因为时代的内在现实使他做了他所能做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使俄罗斯强国梦想得以初步实现。而且自上而下的改革似乎也由彼得开始成为了俄罗斯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现象，当国家出现种种问题，比如作战失利时，君主感觉统治遇到威胁时，改革便会自上而下开始。  

    别林斯基曾说：“是的，在我国，一切都应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为当我们感到自己必须离开在那上面停步了几个世纪的地点时，我们看到所处的那个制高点已为他人占据多时了。诚然，在这个制高点上看到自己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而且是由一个人即沙皇来体现的。彼得已无路可退：因为事情已不是有关俄罗斯未来如何，而是有关它在当下是否有救的问题。彼得的出现恰是时候：他如果晚25年出现，谁能拯救俄国！”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彼得将俄国带进了欧洲。站在彼得堡向西雄视的俄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封闭的俄国了。在彼得时代，圣彼得堡的辉煌已经成为俄国改革的标志。  

    贵族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说起了法语，谈论着关于文化和艺术的话题；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俄语；教育成为俄国的头等大事，而军事院校培养的指挥官正在训练国家的军队。  

    俄国发展的奠基阶段，在彼得手中完成。  

    1721年，俄国参政院把国号改为“俄罗斯帝国”，同时，尊称彼得为“祖国之父”和“大帝”。枢密院在贺词中强调：彼得已经领导俄国人民，“由混沌无知的黑暗时代，走上了光明的世界舞台”。  

    为了开放，甚至敢于在边界上、敌人的枪口下建设首都，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