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俄罗斯一位修道院长老在给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上书时所说：“至高至贵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您将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国  

    家将统一于您的王国，您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可以说，远在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大国意识便和宗教情怀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一种全民的诉求，陀思妥耶夫斯在定义如何做一个俄国人时，说：“努力使欧洲的诸种矛盾得到化解，在自己俄国的心灵里指出欧洲苦闷解脱的出路，把各个弟兄间的兄弟情谊带进心灵之中，最后按照基督福音教导使各民族间达到普遍的和谐。”  

    即使到了今天，大国的情结依然在推动俄罗斯前行。  

    1547年，伊凡四世干脆废除大公称号，宣布自己为全俄罗斯的沙皇,在俄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沙皇”，这个词意味着像古罗马统治者恺撒一样的权力，他运用雷霆般的残酷手段在俄罗斯确立起沙皇专制统治，而这种沙皇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其实，在对国家的绝对权力的控制上，俄国的沙皇们远远超过了罗马的恺撒。  

    俄罗斯的沙皇们对权力的理解是蒙古式的，但他们把西方的宗教与权力紧紧渗透在一起，他不仅是世俗的统治者，还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  

    与此相适应，深受这种宗教力量影响的俄罗斯农民总是对沙皇抱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他们常常亲密地称沙皇是“小父亲”。至于自己所受的苦难自然与“小父亲”无关，那是“小父亲”身边的奸臣所为。  

    那么就“清君侧”吧，但这通常也不会是俄罗斯农民的选择，他们往往会逆来顺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正教教义中的“原罪”，他们认为人人生而有罪，在世就是为了经受苦难来实现救赎，主人的鞭挞、沙皇的暴政都不过是上帝要自己受苦受难来获得灵魂的拯救。  

    这种对集权和沙皇的亲近，不仅在农民是如此，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如19世纪一位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所说：“我从来认为人类只应追随自己的天然领袖即上帝册封的君主，只应追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天本身那里领受使命并有能力实现这一使命的那个人，沿着那条能够使自己真正进步的道路前进。”  

    正如马克思评价说：“俄国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当然东西方的因素并不仅仅给沙皇们带来权力，也给俄罗斯的道路还来许多困惑，走东方的道路还是西方的道路，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经常引起激烈的争吵，甚至成为俄罗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正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俄罗斯就像这雄视东西的双头鹰，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  

    也许正是东西方两股力量塑造了俄罗斯之鹰。  

    2、没有护栏的婴儿车  

    乌拉尔山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界碑以东是亚洲，以西是欧洲。亚欧大陆北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是俄罗斯的舞台。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历史从16世纪初开始的。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加冕，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沙皇俄国迅速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侵入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国家版图急剧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