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醒之前，我们却难以划分现实与梦。因而我们经常把梦当成现实，或者把现实当成梦。于是我们常常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与梦没有区别。因为生命也在时间的掌握之中，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场梦，一切都将在最后的一刻化为乌有。人们说：浮生如梦，就是这个意思。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丹巴对我来说是现实，还是梦。中路，一个我从地图上也查不到的地方，正在我梦醒的时候等候着我。如果它依旧是梦，那么我的幸运在于，我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高度，来观察梦的全景。我的确这样做了，我顺着木梯爬到房屋高处的平台上，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正站在峡谷的上方。

    我住在格桑的那幢房子里。它与益西的房子格局完全相同。我可以爬到“拉吾则”的顶上，那是整座房子的最顶端。除了一楼与二楼之间有楼梯，房屋以上的部分没有楼梯，而是以简单的独木梯代替。所谓独木梯只是一根刻有脚窝的圆木，这让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难免为自己的双脚担心，但屋顶以最美的景致发出诱惑，这让我别无选择。我顺着独木梯的指引来到屋顶，在接近屋顶那个洞口的时候，我就看见对面的雪山正向我压来，越来越近。随着角度的移动，我陆续看到了画面的其他部分——整幅画面是从上到下向我展开的——阳刚的山峰、肥硕的云朵、风情万种的花树，以及性情暴躁的溪流。藏式民居恰到好处地分布在雪线下面，仿佛雪山颈上的饰物。站在房屋顶上，就等于站在山的高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的肺叶像花朵一样绽开，我身体上残留的梦被它彻底吹散了，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已经醒来。

    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整个峡谷沉浸在肃穆的气氛中，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庄严的法会。那样的宁静在我的生命中似乎从未遭遇过，因而，对我而言，这份彻骨的宁静反而显得有些离奇和怪诞。梦境常常因为违反常识而受到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丹巴具有梦的品质。我的常识是，我应该在这个时候挤进一列准时开来的地铁。我每天都是如此，分秒不差，别人也大抵如此，因此，我差不多能认出地铁里每一名乘客的脸——我们已经成为盟友，共同承担着时间强加给我们的使命。但是现在，地铁几乎在无穷远的距离之外，因而，可以被忽略不计。我无须支持地铁的事业，我的身体也无须接受群体的压力——环绕周围的人群正在互相成为对方的压迫者，在闷灌式的车厢里，每个人的身体都被挤压变形。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我感到我的身体回到了身体上，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每个器官都与自然遥相呼应。

    时间消失了。整个山谷履行着钟表的职能，它以光线的变化，来显示时间的刻度。我坐在屋顶上，仔细观察着大山光影的变化，日子久了，我就会知道，一座山的剪影，会在几点钟爬到另一座山岗上。最奇妙的是色彩的变化，它使一座山在几分钟后完全变成另一座，那些深隐在阴影里的鲜花会像被突然公开的隐私一样呈现出来，绚丽、炫目。如果我是画家，面对大山我会不知所措，因为我的画笔不可能与光线的变化保持同步。峡谷会成为一切艺术的嘲笑者，它会使艺术家陷入失语和尴尬。

    但我仍然每天坐在屋顶平台上写作，尤其在早晨。我甘心于自己在表达上的劣势，我已经习惯于在书写的时候聆听风的暗示。我已经知道每当我抬头的时候，峡谷里的布景会发生变化，那些变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它让我生命与感情的变化与自然的变化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