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当时颁布的札撒对蒙古帝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文件，作为正式法令对领导权、军队建制、社会习俗和律令都重新规定，规范了各阶层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札撒可以说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真正至高无上的，不可抵触的。

    这个札撒在政治制度方面规定，最高权力集中于汗，全蒙古只能有一个在位的君王一个汗的称号，若汗死，只能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继位，但必须经贵族议会的推举。就是这“贵族议会推举”，使蒙古帝国在中华几千年封建政治制度统治过程中闪出了短暂的“不和谐”光芒。甚至蒙古帝国的这种“贵族议会推举”被现在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选举体制。

    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对他来说很有创意的新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这个官职大概是和汉王朝的宰相差不多。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对于人选的选择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不仅要有超凡的能力更要对成吉思汗有绝对的忠心。成吉思汗并没有选择他的儿子来担任，而是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

    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在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

    同时成吉思汗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管理国务的职能。成吉思汗的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帝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军事方面的建制和管理，札撒编制了军政同一的千户军。规定家有男子15岁以上70岁以下，尽签为兵，十夫长、百夫长和千户长就是这些士兵的军政长官，所有人都只能留在指定的千户、百户、十户内，迁移者要被处死，收留他的人也要被处死。

    千户、万户的名号代替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的名号，变成了有编制的军队，而不是随时可以分裂，随时可以投奔他部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开国有功者为千户，分封所得的牧地范围，世袭管理。千户既是行政的，也是军事的组织，他们要生死在一起，在战斗中若不是整个军团退却，部分退却者一律处死，若有人被俘，同伴没有去救也要处死。

    札撒的其他方面，也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从另一些角度看看这个札撒。札撒规定的刑法非常严厉，对杀人者、通奸者、盗窃者处死刑;抓了别人的逃犯不归还其主人的、经商而第三次破产的人也是处死;对汗出恶语的人，用土填嘴，然后杀死。几乎对所有的犯罪都处死刑。札撒还规定，女奴的子女也有财产继承的权力。从这点看实际上多少改变了旧有的奴隶制度。

    这还不算真正具有进步性，这其中更值得我们现代人重视的是，成吉思汗的札撒中，还包含有爱护草原、爱护河流湖泊，严禁破坏、污染的内容。将生态保护纳入法律体系，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

    另外，在掌印、狩猎、马匹等牲畜的管理与经营、官帐的建筑、军务的管理、军需的供应等方面，成吉思汗都以法定规，从而推动蒙古民族从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跨入法制社会的文明状态，并在短短的数十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当时曾到蒙古草原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对这个札撒惊异的描述道：成吉思汗发布的训言，目的是在蒙古人中保持和平，规定十分严厉，以致没有人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伤害其他人……他制定了许多好的法令，以确保和平。

    在分析这个札撒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成吉思汗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50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继续走着被成吉思汗所灭的那些大汗的老路。

    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也让蒙古人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希望。

    波斯史家志费尼在言及当时草原生活变化的幅度时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使蒙古族的真正形成更加的稳固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