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初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以县委、县政府“红头文件”形式，“号召”县直各部委办局、各乡镇集资在三塔、田集两个镇统一建设商用房和小康村。通知特别强调，对此号召要无条件执行，所需资金自筹。“高压令”下达到全县31个乡镇、120多个单位时，真正伤透脑筋的是县直各部门中的“清水衙门”。“像团县委、县妇联这一类的部门也要投十几万元去建房，虽然殷光立说等房子建好售出后，有增殖的效益，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县委下死命令筹资建房，而我们这些部门有时一年的办公费用才几千块钱，工资要拖欠七、八个月，毕竟工作人员也是要等钱买米才能活命的肉身啊！我们真是有怒不敢言，有苦说不出！单位只好动员职工筹钱，有的职工向亲戚借钱时只差下跪了，说起来都令人无地自容！”一位干部对记者诉苦说。

    “需要花的钱，岂止是建房呢？单三塔镇配套的顺河公园投资就不下40万元，如果说建商品房还多少可以收回一点儿投资，那公园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怎么收回？县、镇两级财政当时连胃都喂不饱，离退休人员的工资都保不住，还要建这个形象工程，所以建到一半时，全县已经民怨沸腾了，上访信像雪片一般飞到中央和省里各部门。我们猜殷光立那一阵肯定也是如坐针毡的，听说他三天两头地要去合肥，从省里‘领回’上访人员，‘灭火队长’角色也不好干啊！但他显然是只能进不能退了！王怀忠的性格是很暴戾的，他得罪不起的”。阜南县的一些干部至今谈起殷光立，仍不免有些同情的语气。

    “那时全县陷在一种非常盲目的狂热之中，当然没钱的部门是叫苦不迭，有钱的、有实权的部门却是动作非常迅速，毕竟大家对殷光立下达的政治命令不敢怠慢。一些县直部门的领导卷起铺盖，甚至住在了三塔镇的建筑工棚里！这些人受到了每天到建筑工地检查的殷光立的表扬。相反，一些筹钱不力、进度缓慢的部门，被殷光立大会小会地点名批评，有些年龄较大的部门领导散会时，都哭了，但又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干！”现在谈起殷光立，一些干部仍很气愤。

    逆民意而蛮干的干部受到了殷光立的提拔重用。2000年8月1日，殷光立主持召开了阜南县委书记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以三塔镇工作“干得不错”为由决定将该镇副书记王友生调到龙王乡任党委副书记，并作为乡长一职的人选。为表示感谢，王友生也多次给殷光立行贿。另有一些讲真话、质疑“三塔大跃进”的干部，被殷光立锁入了干部提拔任用的“冷宫”。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黑色幽默”。殷光立处心积虑搞起来的“样板镇”却没有迎来全省小城镇现场会的召开。随着会议地点的改变，殷光立似乎也嗅出了令他备感不安的别样气氛。

    三塔镇的一位“老上访”在合肥告诉记者：“殷光立到后来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了。县里部门建的房子偷工减料成风，还有的干部有怨气，自已也把工地的建材偷着卖了，添补家用！村民们更是气愤，尤其像我这样的本来4间平房住得很安逸，镇里逼着我们拆旧买新‘’别墅，而且规定在40天内必须拆除旧民房、盖出新‘别墅’，如果不盖就无条件收回原有土地。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搞法？实在没办法，我就四处磕头借钱，大家都急得嗷嗷叫，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哪有钱借给我？最终我的宅基地有半亩左右莫名其妙地就被镇里收走了，我只能到处告状度日。”

    一个荒唐决策往往导致一个地方负上还不清的“百年债”。

    三塔镇的一位领导对记者说：“当然，最苦的还是我们三塔镇的领导。本来就紧巴巴的三塔镇财政，为了建造‘别墅’，财政债台高筑，到底亏空了多少，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狗肉帐，最少不低于3000万吧。蛮横的建筑包工头成天逼债索钱，我们是理亏不敢吱声，镇里吃皇粮的人，只能饿着肚子过日子，干部哪里有心思工作呢？整天都茫茫然地悬着心，不知何处是个尽头？”

    三塔镇的一些干部更是牢骚满腹：“‘别墅’共占耕地800多亩，事实上远远不止，按计税地亩的数字是这个数，事实上报表上的每亩，实际上可能有1.5亩。即使这样当初给农民承诺的补偿，也根本兑现不了！按原本跟村民讲好的，每年一亩地600斤小麦和200斤黄豆的市场价格分8年付给农民。穷得滴水般的镇财政如何吃得消？老实讲，老百姓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天大的道理，你连这个都兑现不了，怪谁呢？干部是成天磨嘴皮子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其实干部更苦，因为工资一拖几个月，还要应付法院的上门封账，还要应付形形色色的债主。事实上，整个三塔镇干部前后共集资近百万元，镇干部按职务不同分别被扣了2000元至8000元，最多的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也有的是镇财政向干部个人借款，我们自已也是债主，是冤大头哇！冲谁要呢？殷光立的“政绩工程”确实把我们害得太苦了。”

    当初被王怀忠、殷光立的宏伟计划冲昏了头脑、承诺要在三塔投资的一些工商企业，敏感地意识到这座庞大的“花架子工程”包含了太多的“尾巴”与百姓怨气所显露出来的“后遗症”倾向，纷纷取消了投资计划，让原本困难的三塔雪上加霜。阜阳市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原拟投资在三塔建一座大规模的农副产品流通市场，他为自已的“退堂鼓”解释说：“如果我真投资了，肯定是个泥潭，哪有那么多精力跟老百姓扯皮呢？”阜南县内的工商企业如焦陂酒厂原本出于政治压力要去投资，最终也以自身经营状况不佳为由退缩了。真正被“深套的”只有当地可怜的财政和村民，他们是殷光立“政绩工程”的最终受害者。

    就记者亲身感受的殷光立而言，他对王怀忠式“极端贪大求洋的发展模式”不是不存警惕之心，在他任颍上县长期间，一次午饭后，记者跟他聊天，他仗着醉意说了一些心里话：“王怀忠的发展模式将给阜阳贻祸无穷，欠的风气账几十年可能都还不了。”他还嘲笑了王怀忠式不从调查研究的科学结论出发，单纯靠拍脑门决策的危害性。既看到了这种模式的本质，又成了王怀忠模式的帮凶之一，给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长期的痛苦，这正是殷光立身上最大的悖谬之处。记者吴贻伙分析说，当时，王怀忠在阜阳正是如日中天、说一不二的时候。殷光立另一个特点导致了他必然走向腐败的一面，他“被提拔重用的欲望太强了”，而且认为“为了在政治上迅速进步，即使投王怀忠的所好也在所不惜”。这正是他内心一个毁灭他的“精神炸药”。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在阜阳年轻而且进步快，不自觉地成了“许多急欲进步的人”的敌人。

    明知民心向背，却为自我的飞达而逆民心而动；明知王怀忠模式的危险性，却为追逐“政治上的庇护者”而紧紧追随。这正是殷光立悲剧的根源。而同他如出一辙的阜阳干部绝非一小批，他们在王怀忠的“阜阳染缸”中自觉地被染黑而不觉醒，甚至以“染黑了就可以加入其队伍”为心理依据，弃党性、民心、大义与不顾，最终堕入犯罪的深渊。2001年5月，阜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有期徒刑１０年。殷光立成为近年来安徽省第一个因卖官而被判刑的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