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但如果像‘清官’夏一松那样不留情面地拒贿，那不等于不识抬举、拒人以千里之外吗？长此以往，必然会陷自己于孤立之中，说夸张一点就是‘自绝于干部’，夏一松就是很好的例证。”

    安徽省和亳州市委领导对夏一松体现了充分的关心，但夏一松坚持不肯住进上级领导为他安排的位于武警营房的住房，照样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市里领导要安排武警战士住在他宿舍对面保护他，也被夏一松拒绝，他自己的说法是：“心里有正气，不怕鬼敲门。何况我不信鬼，有什么可需要特殊保护的呢”。

    事件的复杂性越来越像一团雾气。据新华社记者张曙光说，2001年初曾被国内众多媒体广为报道的发生“死婴案”确有蹊跷，作为重要物证的死婴居然在县公安局“失踪”了，紧接着，相关的流言四起。据县公安部门的同志说，消息很快传到了省城合肥，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的声音不断。夏一松给县公安局下死命令说，要是找不回来，别怪我翻脸无情地处理干部。想不到他一发火，“死婴”奇迹般地又回来了。县公安局一些人对此的解释竟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又送回来了”。

    在夏一松拒贿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产生的社会影响波及全国之际，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他得到了提拔。2001年４月下旬，他被免去利辛县委书记职务，升迁为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一些媒体立即对夏一松的提拔展开质疑：正是夏一松大施拳脚要实行一系列新的发展思路之时，正是社会对夏一松彻底扭转利辛积弊关注之时，无论是对夏一松本人还是对急待正本清源的利辛县，给夏一松一个“更高的官职”到底有多大意义？

    据说，夏一松如此看待此次升迁：“把官职看得太重的人就不是好官。在利辛县重要的关头让我走，就等于一个正在冲锋的战士被缴了械。”一些媒体报道说，夏一松事实上是被淘汰出了利辛县。即便在安徽省国土厅副厅长的位置上，他也没有“稳定地发挥才干”，很快被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聘去了，彻底地离开了让他徒生无尽感慨的皖北官场。

    当“清官”难在何处？面对某些地区官场内让人眼花缭乱的潜规则，身在官场外的人即使能看出点“门道”，也顶多是些鸡毛蒜皮，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还是身在其中的一位皖北干部给记者指点迷津：“难就难在进退两难。如果同流合污，参与其中，则必然会冒犯罪的危险，这个道理好理解，不用多说。但如果像‘清官’夏一松那样不留情面地拒贿，那不等于不识抬举、拒人以千里之外吗？长此以往，必然会陷自己于孤立之中，说夸张一点就是‘自绝于干部’，夏一松就是很好的例证。”

    关于做“清官”难的问题，皖北几个著名的贪官也曾发出过另类滋味的感慨。

    “做‘清官’难啊，我也想做个好干部，但谈何容易啊！”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在归案以后，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喟叹。他在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刚任亳州市副市长是，为了筑好自己反复拒变这道防线，曾多次告诫爱人和孩子，不准收受别人的钱物。我和爱人也曾拒收和退回他人钱财近80万元。然而退钱之后我却听到了一些人的冷嘲热讽。有人说‘巴结不上我’，有人说我‘不信任他们’等等。听到这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进而辩解说：“为了不挨骂，为了能够干下去，我就收了起来。因为今天退，明天退，退来退去大家都信不过你，反对你，你就没法干下去了。”

    阜阳市颍东区原区委书记韩希鹏也说，收红包是情非得已，如果一直拒收，就会被当成“官场异己”、“日子不好过”。有时拒收等于把人排斥在“圈子”外，等于“不重视他”，许多人骂我“不识抬举、不懂礼数”。

    从贪官李兴民、韩希鹏的话里我们得知，受不受贿与行不行贿已不仅仅是一个权钱交易问题，更重要的是站在哪一个人的线上的问题，从经济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收了就是“同志”，不收就异己；收了就是正常，不收就是反常，这就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按照这一游戏规则观察问题，我们才会明白“清官”夏一松为什么在利辛县站不住脚，才会理解夏一松为何痛苦地说自已“被缴了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