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官收钱，平调职位照样要收钱。１９９６年８月的一天，时为蒙城县小涧镇镇长的陈某来到孙孔文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孙孔文“提醒”他：年底县里要进行干部调整。陈某便试探性地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调动一下，进城里工作。孙孔文说：“我可以帮忙。”几天后，陈某给孙孔文打电话联系，孙孔文说他在阜阳的家里。为了让孙孔文关照自己，陈某便来到孙孔文家中，把报纸包着的２万元现金“轻轻地”放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４日，孙孔文主持书记办公会，任命陈某为双涧镇党委书记。１９９８年８月，蒙城县召开党代会前夕，陈某到县委看望孙孔文。孙孔文又“提醒”他：“县委马上要换届了，你进常委可能比较困难。”“孙书记，你是县委‘一把手’，我的事你还得帮助做做工作。”要让孙书记给自己做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好孙书记的工作。一周后，陈某又拿着２万元钱来到孙孔文所住的漆园宾馆２０６房间，大方地把一大叠钞票放到了沙发上。孙孔文连说：“不要着急，我再给你跑跑。”

    谁知道，这一次孙孔文连自己也在党代会上落选了。这也是当时阜阳官场爆出的“大笑料”之一。陈某进县委常委的事自然也泡了汤。半个月后，孙孔文退给陈某３万元了事。如果说陈某从小涧镇镇长到双涧镇党委书记算是升了官的话，赵某和杨某或是平调，或是原地不动，孙孔文对他们送上门的钱照样来者不拒。赵某原来在马集镇任党委书记，１９９８年４月的一天，孙孔文到马集镇检查工作时，问赵愿不愿意到县计生委工作。赵某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就说要“考虑考虑”。

    ４月２６日上午，孙孔文打赵某手机，说自己过两天要到北京出差，问他到计生委当主任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孙书记到北京出差为什么要告诉我？”在官场上积累了“足够机灵”的赵某颇费脑筋：他是不是在暗示我，要我给他送钱？说实在话，当了多年的乡镇干部，赵某也想进城工作，现在孙孔文主动提出让他进城当计生委主任，还是应该感谢一下的。当晚，赵某就带上２万元现金，单独来到孙孔文所住的漆园宾馆206房间，说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孙孔文推辞一番后就收下了。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赵某接到了担任县计生委主任的正式任命。

    杨某原任蒙城县经贸委主任。１９９８年上半年的一个上午，孙孔文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县粮食局班子准备动一下，愿不愿意去当局长？”杨某说，自己到经贸委任职才三四个月，考虑考虑再说。孙孔文让他一两天就给回话。杨某立即去找几个好朋友商量，大家的意见是：这是向你“伸腿”呀，你还不迅速抱住？既然孙孔文提出想让你去当粮食局长，去不去都要有所表示；如果不表示一下，可能会影响今后的政治前途。第二天晚上，杨某便将１万元钱送到了孙孔文所住的漆园宾馆２０６房间，告诉他说“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何谓“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原本不值得拿出来讨论的问题，事实是当时蒙城官场“最大的悬疑”之一，回答“县委书记就是组织的化身”，是正确答案，在政治上会捞一分；而任何别的或者是带丝毫含糊的回答，只会把自已陷于孙孔文设计的“政治泥潭”之中。

    有人说“孙孔文卖官，一视同仁，公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此言不虚。蒙城县马集镇教办原副主任葛某和孙孔文是原亳县一中的同学，后来听说孙孔文到蒙城县当县委书记了，就于１９９７年４月主动登门叙旧。“孙书记，你看我干教育都恁些年了，一直是这么个灰溜溜的老样子，看在老同学的面上，能不能给动一动？”几天后，葛某再次找到孙孔文，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主题”。

    “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孙孔文征询葛某的意见。“能否干个县教委副主任？”“这个可能性不大。”孙孔文解释说：“现在县教委已经有六个副主任，早就严重超编了。再添，群众要抱怨了。”孙孔文提议葛某到马集镇干个行政副职。葛某考虑到自己在教育系统已干了２８年，搞行政工作可能“不适应”，就提出还是想“不出圈子，留在教育单位工作，如果能进城也好”。在得到老同学“尽量帮忙”的答复后，葛某把２０００元钱放在孙的书桌上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过了两三天，心急火燎的葛某再次来到孙孔文的房间，探问事情有什么结果时，孙孔文讲：“给你考虑县职高副校长，这个学校没有升学压力，还有住房。”葛某当时就答应了。临走时，孙孔文硬把２０００元塞到葛某的衣服口袋里，一脸“正气凛然”地把他推出门去。１９９７年８月，蒙城县人事局通知葛某到县职高任副校长。调到县职高后，由于住房没有解决，爱人不能进城，孩子的工作也无法安排，加上职业教育出现滑坡，葛某便产生了“不愿干”的念头。当时正巧岳坊镇教办主任到了退休年龄，葛某就想再次请孙孔文帮忙，将他调到岳坊镇教办当专职副主任。于是在当职高副校长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葛某又找到了孙孔文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没想到孙孔文当时就给他闹了个“大红脸”：“不行，你别给我添麻烦了，我现在有事，你走吧。”葛某见孙孔文生了气，只好怏怏地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