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孙孔文已疯狂到了“什么钱都敢要”的地步。直到在监狱里服刑，孙孔文也许都不清楚这个底细：老同学葛某的大儿子在部队是驾驶员，退伍后无工作，向亲戚东拼西凑借的３．６万元，原本是准备买一辆农用客车跑运输的，为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镇教办副主任，居然把家里仅有的４０００元钱也拿出来，凑够４万元送给了老同学孙孔文。而如此贪财如命的孙孔文，竟然拒不认检察机关有关“卖官”的指控！

    记者宾语费尽周折，获得了到庐江监狱与孙孔文“面对面”访谈的机会。在同孙孔文长达数小时的交谈中，他“创造性地”说了一些自己对卖官案情的看法，这番谈话颇值得细细剖析。

    记者：中组部通报４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你是其中之一。

    孙孔文：“卖官”不是法律用语，说我卖官不是很科学，但要说我受贿，就是判我死刑我也服气。

    记者：说你“卖官”你是不是觉得很冤枉啊？

    孙孔文：“卖官”是群众的通俗说法，但主观上我没有一起是“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多大官”的例子。而且对于每个干部的提拔都是很严格的。

    记者：小涧镇镇长陈某在送给你２万元现金后就被任命为双涧镇党委书记，这算不算是卖官？

    孙孔文：这有点像“卖官”，但他有买官之意，我却无卖官之心。

    记者：既然你没有卖官之心，为什么要收下他的钱呢？

    孙孔文：就是不送钱给我，他也会照样当书记的。

    记者：但你毕竟收钱了呀。你利用职务之便收人家的钱，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孙孔文：我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记者：你对中组部通报的４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怎么看？

    孙孔文：现在“一把手”的分量太重了，比如我作为县委书记，我推荐的人和其他领导推荐的能一样吗？正因为我是书记，所有被推荐干部都要来我这里汇总，我说什么，组织部长就会听什么，有关制度这时就显得形同虚设，各种监督也就不复存在。这是体制形成的。

    记者：你为什么会收钱？

    孙孔文：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我退的钱要远远超过我收下钱的数倍，但毕竟没有挡住这十几个送礼者的诱惑。

    记者：你老婆做生意，自己的工资又不低，家里并不缺钱花。

    孙孔文反问道：有的人搞有几千万，他搞这钱干嘛呢？！

    记者：你现在后悔吗？

    孙孔文：后悔也就不犯法了。（接着他轻叹口气道）后悔也晚了。

    记者：你对现在的干部有什么忠告？

    孙孔文：没什么忠告。你敢说我孙孔文被法办后就没有送礼的了？说不定听忠告的人并不比我的问题小，他们会笑话我：“你老孙都这样了，还忠告我们？”

    在简单的对话后，宾语发出感慨说：承认受贿不承认卖官，这可能是每个卖官者的遮丑心理。卖官毕竟太丑恶、太卑劣了。尽管卖官者已沦为阶下之囚，但他们总还要扯上一块遮羞布吧！

    与孙孔文发出相似“一把手”权力无边感叹的，还有与他同登中组部“贪官榜”的李铁成。李铁成在担任吉林省靖宇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受贿“卖官”，共受贿折合人民币１４０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在他主政靖宇县期间，独揽人事大权，整个县内形成了“有求必送、有送必应”的“黑色风气”：普通干事提拔副科级要送；副职晋升正职要送；平级调整要送；保官不动要送；推荐副处级要送；乡镇干部回城要送；甚至一个干部想受到表扬、表彰、奖励也要送。李铁成在案发后说：按照正常程序干部调整任免要经组织部考核、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审核、县委书记审核、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等环节，但本质上这些环节全是“失灵的”、“失效的”。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他都会定出“调子”，对送过礼的人，千方百计、不惜编造借口予以任用。干部的任免权实际上是牢牢握在他这个“一把手”掌心里。

    县委书记“卖官”虽然较为隐蔽，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往往会迅速形成“官场交易市场化的风气”。在这种恶性风气的带动下，一些地方、部门形成“主要领导普遍送、想提拔的连续送、要求迫切加倍送、逢年过节集中送”的腐败局面。一位多年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检察官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组织人事领域中的腐败，涉及对干部的考察、培训、提升、晋级、任免、调动等各个环节，而且主要发生在握有人事任免大权的地区或部门“一把手”身上。

    防止人事组织犯罪案件的发生，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幸事，更是国家和人民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