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颍上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掩饰不住对张华琪的极度厌恶。他们反映：“党内民主生活徒有虚名，长官意志代替民主作风，个人专制代替民主决策”是张华琪风格的真实描绘。他破开荒地“创下一次常委会上调整190名干部任职”的记录，其中绝大部分是提拔。想想看，如此密集地讨论干部，还谈得上“讨论”吗？像这样一次提拔上百人的事，据说在其任内发生过两三次。“完全无视组织程序，上百人、频繁地调动干部，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样搞干部队伍能不乱吗？”据说，张华琪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书记会议上，没有和班子成员商量就擅自宣布了几个重要岗位的任命。由于继任者徐波没有理这个茬，当时颍上县有传闻说，张华琪到阜阳后，曾派自己的司机给那些没有“来得及提拔的人”逐一退钱。

    “上行下效”彻底败坏了张华琪主政时的颍上县干部队伍。许多正常、健康的观念被人嘲笑成“异类”。一个长期在该县乡镇工作的干部曾对一家媒体记者大倒苦水：他到某乡任书记的第一个春节，办公室主任交给他一个6000元的红包，说是村干部们送的，并附有名单。他在信封上写下“心意收下，物资退回，下不为例”，当即指示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后来又遇到一次，他同样处理。之后，就“门庭冷落”起来，再也没有人给他送礼，但他也成了很多人嘲笑、挖苦、状告的对象。这位干部无奈地说：“这件事让我明白，如果你不加入游戏规则，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另类。

    “就拿逢年过节来说，如果别人都送礼，你没有送，一次可以，两次三次，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压力。那么你可能因为计划生育、防洪抢险、禽流感、‘非典’甚至是别的什么，被撤职、免职，或者你会被安排到偏远的乡镇，或可有可无的位置。我在另一个镇任镇长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逢年过节和书记一起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送钱。每次他们都如数笑纳，从未有过推辞。”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最后对一家媒体记者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人，特别是乡镇干部，已经成为发生腐败的高危人群。腐败不仅危及着他们的政治生命，更侵蚀着他们的人格尊严。后来，当我终于脱离一线时，我用一部电影名称形容自己的行为：虎口脱险。”

    张华琪夫妻贪婪的本质被瞅穿后，任何一个机会都成了行贿者的借口。张华琪的女儿考上大学，光礼金就收了约8万多元。张华琪的岳父去世，礼金更是收到惊人的14万元。

    一些“官瘾”大的人给张华琪送钱，不是“一送永逸”，而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不停地“密集轰炸”。1997年到1999年，时任王岗镇党委副书记的李某、古城乡党委副书记聂某等先后8次送给张华琪近6万元。“糖衣炮弹”高密度轰炸的结果是立竿见影：李某很快当上了耿棚镇镇长，后任镇党委书记；聂某也如愿以偿地做了耿棚镇镇长。

    在张华琪主政时期，该县科级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不过六七百元，很多人靠工资积累是没有能力去给他这个“一把手”“拜年”的。但为了自己的“钱途”，只能先投其爱财之所好，用钱把仕途铺成坦途。钱从何来？一些人开始打公款的主意。1997年8月，张华琪主持县委常委会将半岗镇副镇长孔某提拔为关屯乡乡长。为得到张华琪的关照和工作上的支持，1998年春节前和当年中秋节前，孔某和关屯乡党委书记林某先后两次送给张华琪1万元。

    1999年春节至2000年春节，林、孔又分别以拜年或过节的名义，4次送给张华琪共计5万元。以上6万元均在关屯乡财政所用虚开的招待费冲账。颍上县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兼房改办主任席某为谋求张华琪的支持，先后10次送给张华琪19.6万元，后来席某将其中的9.5万元以招待费、办公用品费、会议费等名义冲账。1997年8月，南照镇党委书记焦大某被任命为县农经委主任，同年10月县农经站站长焦小某升为县农经委副主任。为表示感谢，1998年春节前，焦大某和焦小某到张华琪家拜年并丢下6000元。回去后这6000元用虚开的办公费冲账。随后，焦大某的儿子由南照镇政府财办主任提拔为镇党委委员，焦小某由副科级提拔为正科级并任农村税改办公室主任。

    公家买单，个人升官，何乐而不为。从1997年11月到1999年6月，焦大某的继任者，南照镇党委书记姜某、镇长龚某把3次送给张华琪的5万元均在南照镇财政所以虚开的招待费冲账。有虚开招待费、办公费冲账的，也有用假发票报销的。1997年8月，润河镇镇长高某升任镇党委书记，一年后县人大的陈某任润河镇镇长。为得到张华琪的关照和工作上的支持，1999年春节至2000年春节前，身为书记的高某和镇长的陈某以拜年、探病为名送给张华琪共计2万元，其中1万元在润河镇用假发票报账。

    1997年8月，汤店乡乡长张某升为党委书记，耿棚镇党委副书记吴某任汤店乡乡长。为得到张的关照和支持，张某分3次送给张华琪共计4万元。这4万元后来均在汤店乡财政所用假发票冲账。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查明的事实，在给张华琪行贿的110多人中，颍上县共有33个单位的行贿者将70多万元“贿金”以虚开招待费等形式冲账，另有9.1万元用的是假发票。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4月５日提起的公诉书中指出：被告人张华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署税务局局长，颍上县县长、县委书记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２５０多次，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为他们谋取利益，这是阜阳历史上继王怀忠之后，受贿数额最大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其涉嫌犯罪总额达４７０万元之巨。

    有一个乡村老教师伤心地对记者算了笔账：在贫困山区，２０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４７０万元可以援建２３所希望小学。若以一所学校容纳５００人计，则可以改变１．１５万名贫困孩子的未来；若按资助一名贫困失学儿童每年５００元计，可让９００名孩子读完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470万元“黑金”恰是颍上县百姓的血汗凝成。

    张华琪东窗事发后，其家人和亲属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种种卑劣手段，合谋、串供，编造了一套又一套“美丽的谎言”，力图使其来源不明的巨额黑色收入“漂白”，以减轻罪责、减少损失。据介绍，这些人上窜下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证明张华琪的家庭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诚实劳动”，而且，呈现“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张华琪的老婆姚舒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贪内助”。她串通了一些人，伪造了票据，想证明其“做自行车生意”，由于经营出色，两年赚了３５万元。这批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姚某商人举出了相关证据：经营自行车营业款进出账单据。张某商人也证明，她曾与姚舒开过饭店，盈利近２０万元。与此同时，金某商人等5名证人向法庭证明：在张华琪被扣押的存款单中，有部分存款单的财产所有权归属于他们，应予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