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里间，他和蔼可亲地与一位来访者慢慢“交谈”；外间，一批排不上队的等待者徒劳而返。

    贪官李兴民在法庭陈述时称，第一次受贿是因为“工资低，身体不好，攒点钱，老来看病”，而当时为了拒受这笔钱“老婆唐玉英与行贿人推拉，把手都抓出血了”，在这之前他多次跟家人说：“我一个农民后代，当这个官不容易，你们不许乱收别人东西。”据了解，李兴民的廉洁也确曾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检察机关指控的李兴民的“首贿”是在1996年2月。当时，担任亳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李兴民到辖区十九里镇检查工作时，发现该镇副镇长王某某正在为落选副镇长的事，茶饭不思，愁眉不展，就劝他：“只要你工作做得扎实，怕什么？副镇长落选了，不是还有机会当副书记嘛”。王某某顿时醒了神，也似乎有所“领悟”。为获得重新被安排职务的机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用一张报纸裹着2万元钱，来到李兴民家。

    不巧的是，李兴民当时有事在外应酬。李兴民的妻子唐玉英推搡了一阵，据说还真地把手划出了血，但最后还是把钱收下了。李兴民回家看到后，态度非常果断：“这钱一定得送回去！”可拒贿半个月后，王某某再次带着2万元，敲开了李兴民的家门。

    这次，李兴民只是略作客套就收下了钱。后来，他由此多次陈述他的“清官难做论”：“人家上门送钱，还得看咱的脸色，也挺难的。再说他已经送过一次了，你这次不收，他还会第三次、第四次上门，不达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做官，难啊！他送了钱，你若多次拒绝，他就从内心怀疑你对他有看法了。也可能从此再不跟你一条心了。如果所有人都不跟你一条心，你怎么推动工作呢？”这套歪理，听起来耳熟，因为巨贪肖作新也曾经有此“高见”。随后，由于李兴民的强力干预，王某某很快被任命为十九里镇党委副书记。

    权钱交易市场一旦开张，李兴民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卖官高手”。

    据2005年8月22日的《安徽市场》（记者雷强）报道，陈兆丰任县委书记时，对装廉、装善下的工夫实在不小，有几个细节耐人琢磨。

    在定远县委常委会议室内，曾挂着一个占了大半个墙面的一面锦旗，县内重要的领导开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面农民为感谢党的好书记而送的锦旗。陈兆丰经常在这面锦旗下唱“为官要廉政勤政”的种种高调。

    他为官13年，所住的不过是几间旧平房，没有豪华装修，也没什么值钱的高档电器，“视觉上的廉洁”给他赚了不少好名声。

    陈兆丰时刻要摆出一副“亲民”的做派，尤其是在1998年11月当上县委书记之后，更是要在每年的春节，亲自拎上两瓶酒，到基层素昧平生的老农民家和他们一起过个“团圆年”。经电视传播后，甚至有一些不明底细的人被他“感动得流泪”。他也深谙“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所以他在细节上下的精力不少。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里间，他和蔼可亲地与一位来访者慢慢“交谈”；外间，一批排不上队的等待者徒劳而返。

    被谈的和未被谈的感觉一致：陈书记一点官架子也没有！陈兆丰曾不无得意地向其他县领导传授经验：接待来访不就是和群众谈心嘛，谈的人多，麻烦自然也就多,不如搞一个慢慢谈嘛！陈兆丰的伪装给自己赢得了“简朴”、“谦和”、“平易近人”的口碑，他甚至还给自己封了个雅号叫“平民书记”。

    陈兆丰“出事”后，一下子成了社会议论的焦点。

    记者在定远县的大街小巷走访，老百姓对陈兆丰的看法颇令人玩味：“挺儒雅的，说话慢声细气的，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开始时人们还赞他是个君子书记呢，其实县委大院内的人都清楚，虽然他外表一点也不凶巴巴的，内心却是霸道得过头了”。“他经常在街头跟那些手上污泥都没洗干净的农民聊天，拉着他们的手问寒问暖，还真给泥腿子办实事，可没成想他是个伪君子哦”。“看到一些农民炸着鞭炮、捧着锦旗送到他的办公室，听说他太在意人们说他恤民爱民，也有人说是他秘书提醒农民送锦旗、敲锣鼓、造气氛的”。“像他这样外做人、内做鬼，搞得那么巧妙，真是该得奥斯卡电影表演奖了！”“其实有部分老百姓喊他陈千万，已经很多年了，搞不懂为何上级非要把老虎养肥了才打死？”

    惊诧、愤慨、疑虑、忧心，多种情绪混融于定远百姓的“内心一炉”！

    其实，早在在2002年的下半年，雪片般的举报信就引起了安徽省纪检部门的警觉，秘密地调查与搜集证据工作就已展开了。2003年10月初，陈兆丰被正式立案调查。在2004年8月他被移送安徽省检察机关前，省纪委专案组与陈兆丰有3次关键性的谈话。这3次谈话正是陈兆丰用人生最后的强力意志构筑的“内心堤防”全面崩溃的开端。

    像许多贪官身陷囹圄后最常用的伎俩一样，在谈话之初，陈兆丰总是避重就轻，远远地“闪开”最核心的受贿卖官问题，总是在“痛心疾首地回顾自已在男女关系上的失足”，总是“忆苦思甜，大谈自已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县委书记，多少人倾注了心血，辜负了党组织的期望和重托。而自已因为不能慎独，工作中有时也用铁手腕，得罪了不少干部，也可能冤枉过一些好人”，大骂“自己如何作风糜烂，搞了许多个有姿色的女人”等等，有时竟说得慷慨激昂、涕泪横流。对经验精到的纪检办案人员而言，这样的“迂回术”不过是些小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