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告别约旦

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入以色列的申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定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陈汝为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3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起来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到机场。 　　回到分社，首席记者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已差10分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150公里／时，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了。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按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蕾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地说了句：“Good afterno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强权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双手发抖，我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和美国、日本记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离起飞还有5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象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它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5件行李往里走。一个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来，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三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 电视编辑古斯塔斯（Castas Constoatinon ）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直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