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飞往巴格达

12月20日，1991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再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和妹妹干么抱着我大哭。象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10，起飞，CA943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20途径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淼、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种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连续飞行了十七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支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七千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哀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听人说，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的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伊斯坦布尔分成三个部分，成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形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卢森堡和蒙特阿士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例如苏联、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空气中一股煤味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停泊在此，它是专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目睹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十七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型，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尖塔的清真寺。 　　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ChurchofHagia Sophia）。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 　　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五百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四千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弹服上的滑qqqqTransfer interrupted!IGN="JUSTIFY"qqqq 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上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交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我的机票上只注明行李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10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10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财冻结—编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行货仓，以免有炸弹混入，害得我又一通忙活。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整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到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象其它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传单：“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做血液检查。”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橹木丸吾和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之，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们还在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趁机对我说：“我们被软禁了（we are controlled）。”我朝他挤了一下右眼：“互相帮助（help each other ）。” 　　我终于获准暂住分社。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老郑是我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