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林成西 许蓉生 　　　　　　　　　　　　　　　　　 卷首语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此后，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倾章仍然担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仅气了。“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样子，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进步作家埃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色牧师，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缥，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彼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第三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为一起。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五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时他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值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倾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现在，他和陈赓正在照相馆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罪恶渊源。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无论是盛气凌人的西捕还是甘当外国殖民者鹰犬的华捕，大多灵魂空虚、惟利是图，心中既无国家民族，更没有理想信仰。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埔，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负责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十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已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无论当时或后来，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能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贺芝华在同洛克交谈时，还送给他一枚钻石戒指。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安然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已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乡下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第四章 　　一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每天进出中央党部大楼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或布履长衫的党棍和政客。这些神态俨然的人物在楼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然后收起笑容步履匆匆而去。他们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到这里来无非是钻营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这些匆匆出入于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楼西南角二楼的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牌子。 　　党部大楼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组织部是掌管人事大权的地方，到这里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各个办公室常常是门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调查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相形之下这里似乎成了冷坛破庙。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后来国民党最大的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最初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间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就在这间办公室内悄然降生了。 　　当初，即使在中央党部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调查科的来头不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调查科。那时的调查科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份、经历、动态之类，有时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在组织部内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干部、决定仕途进退的部门，调查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清水衙门而已。但自从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调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所谓“陈家党”，就是指二陈兄弟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控制。二陈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也。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二年，陈立夫生于一九００年，两兄弟相差八岁。二陈是浙江吴兴县人。吴兴县在清代为湖州府。“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即湖州，皆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湖州地处东南，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前夕，这里也是革命党人特别活跃的地区之一。 　　陈果夫、陈立夫还在童年时期，其父的两个兄弟就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特别是二叔陈其美，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而陈其美的经历对于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的政治生涯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二陈兄弟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陈其美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清廷对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陈其美放弃原来商业救国的思想，加入了哥老会，开始秘密的反清活动，并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后来，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堂，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他见到了孙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并且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其美结识了一位刚刚来自浙江的小青年，此人就是蒋介石。 　　陈其美和落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人，加之二人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慨，于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很快就结为拜把兄弟。陈其美比蒋介石大九岁，被蒋介石尊为大哥。此时的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尤其是在会党中已经是响当当的头面人物，而年纪还不满二十岁的蒋介石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携。在陈其美的介绍之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陈其美手下的主要亲信。随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一九一三年，经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单独召见。 　　与陈其美的结识，奠定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础。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入主黄埔，进而总揽军权；蒋介石在上海靠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相助发展势力，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陈其美当初的引进之恩。因此，落介石一生都把陈其美奉为恩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联络会党、防军举兵响应，攻克清军的主要据点江南制造总局，随即占领上海。陈其美在上海的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南京，孙中山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席不暇暧，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衰世凯纂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讨袁，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陈其美返回上海筹划起义。蒋介石协助陈其美刺杀了袁世凯的湘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不料就在这时，袁世凯派遣的杀手溜进了陈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两颗子弹洞穿了陈其美的头颅，陈其美顿时丧命黄泉。 　　蒋介石闻讯，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硷，并撰写祭文悼念。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信任有加，逐渐委以重任，蒋介石遂得以发迹。落介石则把对陈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于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身上。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不仅年龄相差较大，而且从小志趣各异。老大陈果夫很早就表现出从政的热情；老二陈立夫最初却不问政治，一心想当一名采矿工程师。然而，陈氏兄弟最后却殊途同归，携手从政，同为国民党党魁。 　　陈果夫热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陈其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陈果夫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时，就参加了驱逐陆小总办的学生风潮，并成为学生领袖。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跟随陈其美从事反袁起义，并在这时认识了蒋介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与蒋介石交往日益密切。从一九二０年起，陈、蒋二人与戴季陶、张静江还在上海搞过一阵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落介石去广东，将正在上海读书的儿子蒋经国托付给“果夫哥哥”照顾。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陈果夫就在上海替蒋介石采办军服、马匹等物资，并罗致军官、军医、无线电人才和其他技术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马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开始从事党务。 　　陈立夫则是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才进入政界的。当陈果夫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滩的证券交易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沉浮，在广东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紧张奔忙时，陈立夫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潜心苦读。此时的陈立夫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一门心思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对哥哥陈果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不屑一顾。 　　一九二五年，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本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在陈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启程回国。陈果夫之所以让弟弟离开美国，那是因为急于替落介石物色人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扩张势力，培植党羽，急需一批既忠实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陈氏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自然是最佳人选。并且蒋介石特别看重自幼聪明机灵的陈立夫，一心要将他网罗到自己麾下。 　　陈立夫虽然经兄长反复劝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一向倾心的工程技术难以割爱，迟迟下不了从政的决心。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一再致电陈立夫，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 　　陈立夫终于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陈立夫带着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信，在细雪纷飞之中登船从上海前往广州。 　　从此，在中国矿冶工程界，一面本来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殒落了；在民国政界却升起了一颗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对于肩负保卫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来说，则多了一个非常险恶的敌人。 　　陈立夫容貌清秀，又刚刚喝了几年洋水，西装革履，更加显得气度出众。蒋介石一见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陈立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参与机要。而陈立夫不从政则已，一旦从政，立刻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甚至超过他的老兄陈果夫。 　　陈立夫刚刚当上机要秘书没有几天就遇上蒋介石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声称要出国修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以及与汪精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正如蒋介石后来三番两次玩弄的辞职把戏一样，这时提出辞呈其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手段罢了。不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未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予以挽留，这就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只好派人购买船票，带着陈立夫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然后出国。 　　陈立夫尽管初涉政坛，政治直觉却相当灵敏，他感到如果蒋介石此时离开广东很可能从此大权旁落，因此竭力劝说蒋介石留在广州与共产党斗。但蒋介石已经势成骑虎，只好仍然乘车前往码头。 　　“干，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在车上仍然对蒋介石陈述厉害。车到码头，轮船已经升火待发。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于朔风之中，沉吟良久，最后断然将手一挥：“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现代“白虎堂”事件，蒋介石借口中央舰擅入黄埔，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随后利用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妥协退让，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此后，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军权和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步伐。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国共关系时，谈到了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对陈立夫大为赞赏。陈立夫很快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陈其美的侄儿．又颇具才干，并且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对二陈更加另眼相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而陈果夫，陈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决心与蒋介石同荣辱共沉浮。“蒋、宋、孔、陈”之中，蒋、陈最先结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后，尽管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它派别都一致联合反共，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矛盾却日趋激烈。当时，除了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搞了一个中央党部。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宁、汉、沪三方的争夺中，蒋介石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 　　陈果夫虽然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ｕｂ的缩写是ＣＣ，所以该组织简称ＣＣ。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时代。 　　二陈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于是在国民党中逐渐自成体系。因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于是人们便将过去“中央俱乐部”的ＣＣ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ＣＣ。以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ＣＣ系。 　　以二陈为首的ＣＣ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ＣＣ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而在中央组织部，由“二老板”陆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则是最为要害的部门。 　　三 　　陈立夫堪称国民党特务的开山祖师。 　　当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草创特务机构时，戴笠当时是黄埔六期学生，毛人凤则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后来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时还是无名小卒而已。而这个时候，陈立夫已经在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了。 　　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 　　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秘密组织。 　　这样一来，组织部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调查科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 　　建立特务机构，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至少表面上还是“五权共和”，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惟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不过，蒋介石建立特务机构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 　　“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销声匿迹，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足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国中之国”内，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 　　在蒋介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立夫草创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来个人，几张写字台，如此而已。自从陈立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状况就今非昔比了。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 　　陈立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三十名受过政治警察圳练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科。 　　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过去冷冷清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 　　陈立失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 　　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ＣＣ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