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并不是商朝最末一个王的正式帝号，而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受辛，也叫“帝辛”（为了指代方便，小说中统称“纣王”）。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说实话，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读不出后人形容纣王时荒淫残暴的影子，有的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不用亲戚，定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商朝的子民及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可是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但武丁还是不得不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录用傅说，习惯势力的可怖，由此略见一斑。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复杂及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直至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侍奉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