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丹麦国会辩论

    欧盟课现场教学：观摩丹麦国会辩论。

    国会大楼离哥本哈根大学并不远。哥本哈根市中心面积很有限，小小的地盘上挤满了丹麦王国最重要的建筑：哥本哈根大学的北边是皇家图书馆，西边是中心火车站，东边是久负盛名的皇家剧院，西边就是国会大楼和广场，它们挤挤挨挨地凑在一块，构成了丹麦王国的核心地带。

    进入大楼会议厅之前需要接受安检，这道程序对所有中国学生来说都不陌生。这道手续让我们在大厅门口磨蹭了五六分钟，有些美国同学已在低声抱怨。正在这时，一个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人从里面出来，示意我们：一切OK，可以进了。

    国会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和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rary Party）的辩论。我们都很兴奋，以为可以看到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孰料主席台上统共只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包括那个领我们进来的先生，他担任今天的主持。这场讨论名为辨论，却和平的很。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那位保守党的女士率先发言，她简单阐述了一下保守党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以及基本主张，顺便告诫大家不要顾名思义，提到保守党就想着该党成员都是思想僵化的老顽固云云，引来阵阵笑声。接下来的那位男士更有幽默细胞，一上来就故意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表情，引得台下的人纷纷窃笑。看见他们这么平易近人，大家的胆子就大了，有美国同学问到丹麦为何在伊拉克驻军，那位男士回答说因为丹麦是欧盟小国，需要依靠他国，既然欧盟决定驻军，丹麦就必然紧随行动，不过，他接下来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觉得这场辨论称作对话更恰当些，倒是可以从中了解丹麦的一些特别政策和特殊情况，比如那位保守党女士谈到的丹麦王国对其他欧盟国的高技术人才并不具备多少移民吸引力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目前，丹麦的贫富差距很小，一方面，政府在福利事业上投入了大笔资金，使得失业和低收入人群得以维持一个相当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政府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各项税务非常繁重，这让那些拥有高学历拿着高薪水的人要向政府缴纳大笔的费用。这样一来，欧洲其他国家的高学历高技术人才一旦移民丹麦，其实际收入必将大大降低，因为他们本国的赋税不如丹麦那么繁重。从这个角度上说，丹麦很难吸引其他国家的高级人才入境工作，相反，它很容易变成那些游手好闲者的福利天堂。

    辩论结束恰值正午，阳光透过大的落地玻璃窗直射进来，渲染出和煦而宁静的气氛。今天又开了一回眼界：原来辩论也能以如此谦和而潇洒地进行啊。

    2月26日：在哥本哈根大学蹭课

    丹麦语现在已经不那么难了，今天和我一起练习的Partner是个美国男生，好多单词都不会读，我便不客气地给他当起了老师，让他老老实实地跟着我读了好几遍。

    丹麦有一些很伟大的建筑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有很多著名的现代建筑出自丹麦人之手。哥本哈根大学的建筑系在欧洲排名很前，我一直想去蹭点课。今天正好碰见了Eric,他向我推荐丹麦建筑史这门课，说有很多实地学习的机会，教授会带着同学们到处转，观察各地的建筑特点。我当即决定，继续发扬北大蹭课的精神，去建筑系旁听。

    蹭课是北大的老传统，比如我自己读着新闻系，却经常有事没事地跑去听其他系的课，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都听过，获益匪浅。现在这一传统渐渐淡了，虽然来我们系蹭课的人还是不少，可大多数都是为了考研，纯粹为了听课的已经不多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中文系孙玉石老师课上谈起一名学生因种种原因未能留在北大任教时眼眶泛红的感人情景，以及经济系林逸夫教授谈到三农问题慷慨激昂的神情。哥本哈根大学也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前面屡次在日记中提到的教欧洲史的Peter即是一例（唯一遗憾的是他口音太重，给我们中国学生带来的听力障碍太大，不过并不妨碍他在我心目中的可爱形象）。还有这位未曾谋面的建筑史教授，Eric曾向他说明我想去蹭课的情况，他表示非常欢迎，还特别让Eric告诉我，他很乐意带着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去实地考察，他真是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