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形容两个人的世界和爱的共同基础，许多50来岁的作者，未必写得。而聪明人写聪明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语有节制，字间有见地。再来看看王煜谈到英国历史学家Eric Hobsbaum时，信笔写下的关于中西史家的比较——

    古代史官写史也不能叫“写”，而叫“修”，言语之间就多了几分郑重，也透着那么股拘谨。自然在行文中也很少见到这样感情强烈的词汇……欧洲史大多是出自个人之手，每一本的风格和评论都不同。就拿这个Eric来说，他的字里行间都是对20世纪二次战争的愤懑之情，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这样的历史自然谈不上客观，但也少了一份拘束。

    没错儿，岂止是司马迁司马光这样修史，直到今天，除了已经离世的黄仁宇博士，顶多还有个李敖，此外无人像西方人那样抒写历史。阿忆写了《共和国日记》和《民国日记》，一帮人便来追问，国家日记，怎么能由你个人来写？故此，这两部史记，至今无人问津。

    王煜的聪明还在于，一个女孩子身上，竟能淡淡地存放着诙谐的力量。请看她如何描述丹麦苹果电脑不接受她的移动硬盘——

    计算机部的高手一到，我的硬盘果然乖乖工作了。其实毛病不在硬盘上，而是出自那些傻乎乎的苹果电脑——我的硬盘里有两个分区，但是这两个分区都是中文命名的，电脑就不认识它们了。这就好比我在国内叫王煜，到了这里按照西方人先名后姓的习惯改叫Yu Wang，我的好朋友们因为我的称呼变了就不认识我这个人了。

    换一个人，可能不这么表述，多半是会用半生不熟的术语来解释另外一些术语，就像绝大多数在内地进行贸易的产品说明书一样。然而，王煜有慧心，一个比喻，道破玄奥的技术秘密。

    留洋书还有一个看点，是作者的批判。对于西洋经验，我们不愿看到左派的批判，但也不愿看到右派的阿谀。王煜不左不右，她就是她自己。她爱上哥本哈根，因为它质朴自在。但她不大喜欢巴黎，那里多少有些急功近利。来看看她的这段文字——

    塞纳河边的旧书市一度是体现老巴黎文化的地方。当我远远看见那些小摊的时候，脑海里闪过的是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这些熟悉的名字，然而走近了才发现，今日的摊主们都有着相当敏锐的商业嗅觉：为了吸引游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书摊变成了兜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店，书籍反倒成了次要的点缀。走过这些所谓的书摊，我真的在怀疑：这是不是那个巴尔比克笔下的巴黎，是不是雨果、莫泊桑们的巴黎?

    这个岁月，但凡有点智商的女孩子，总是若有所思，充满心事。王煜对欧盟诸国的这种心事，我愿与她分享，并也像她一样，每每联想到过度开发的内地名胜。

    几年前，我曾用“请看某某描述什么什么的语言”，向王煜讲述语言和思维的传奇。现在，我用同样的模式推销王煜表达心事的方式，并真心地对这个女孩子屡屡涉及的意象——钢琴、油画家、博物馆、书籍——感到做为一名普通读者的迷醉，这是教书先生与三好学生的颠倒。我喜欢这种颠倒。有道是，教师最崇高的愿望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超过自己。看到王煜的第一本随笔，能有成熟的笔触，我感到心满意足。

    此后，她不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同事。

    最后要对王煜说一句话，恭喜你，后来的年轻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