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在家读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时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一开头就引用Edward Grey的话“全欧洲灯都灭了”，作者对20世纪的批判和不满跃然纸上。不禁联想到在东方的一些国家里，写历史大多是“群体行为”或“官方行动”，绝不可能让Eric这样一个人来搞定，因为人们给写作本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中国古代史官写史也不能叫“写”，而叫“修”，言语之间就多了几分郑重，也透着那么股拘谨。自然在行文中也很少见到这样感情强烈的词汇，这大概是历代史官修史的遗存，用一个“弑”字都是难事。而我们图书馆里的欧洲史大多是出自个人之手，每一本的风格和评论都不同。就拿这个Eric来说，他的字里行间都是对20世纪二次战争的愤懑之情，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这样的历史自然谈不上客观，但也少了一份拘束，多了一些真实。当年，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就曾引起史学界的一些争议，可是无论如何，他开了一种风气。事实上，有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能够做到彻彻底底的客观呢，即便是历史教科书，也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因为执笔者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不如索性像Eric这样亮出个性，反正是个人视角下的历史，任凭他人去指摘好了。

    下午丹麦弟弟Frederic回家度假，他们学校的春假早。弗兰克是一个有着淡黄色卷发的男孩，15岁，欧洲人身体发育早，他看上去已是个棒小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小男孩的样子。晚上我们一起去邻居Liza家里作客。主人准备的晚餐很丰盛，烛光淡淡地晕染出屋子里温馨的气氛。我面前的盘子里是一个切开的小面包，上面敷了一层切碎的西红柿。面包太硬，餐刀又钝，我好容易才把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其他人盘子里的食物早已被消灭了一半。吃完面包，Liza又端上主菜：一盘烤牛肉片，一盘奶油土豆，一盘炒豆角（丹麦人酷爱二豆：豆角和豌豆），各取所需。

    Liza告诉我，西餐礼仪中，客人若将刀叉分别放在盘子的两侧，那就表明没有吃饱，还要一份，而如果把刀叉齐置盘内，刀柄向右，则表示已经吃饱并且对主人的晚餐很满意，这时主人可将餐具撤去。在撤餐具的时候，客人要向主人说：“Tag for med(丹麦语：谢谢你准备的晚餐)”表示对主人的感谢和尊重。

    Liza对中国所知有限。她读过一些中国历史，比如末代皇帝，比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比如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但遗憾的是，她和许多外国人一样，对于现代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不得不调动起所有的脑细胞，用英语和简单的丹麦语为她细细描述一个今日的中国：给她讲改革开放，讲我们经济的飞速发展。说实话，就我这些天的观察和体会，某些北京人的生活水平比这里的一些家庭要明显高出很多，比如欧洲的数码产品就很昂贵，一般的家庭中很少有数码相机，更不用提什么数码摄像机了，我带来的那个数码相机很多人都不会用。我向他们谈起这些，他们居然都感到惊讶。聊着聊着，Liza突然问我一个词“concubine（妾）”，她那本英文字典里的解释是“a women who have sex with a man but not married him(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没有和他结婚)”，附注里还有一条解释，“Chinese Emperor can have several concubine but just one wife（中国的皇帝可以有好几个妾但只能有一个妻子）”。Liza问我这是为什么，说一个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起却不同他结婚，是不是类似今天的“未婚同居”，让人啼笑皆非。我只好花了整整半小时解释中国古代的多妻制——欧洲人总是对这些古中国的东西保持兴趣，因为那在他们看来很神秘，也很不可思议。

    我不得不承认，一些丹麦人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皇帝和大能猫，像Liza这样还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人似乎不太多。相比之下，我们对欧美的了解确实丰富得多。Liza的女儿——一个很漂亮的十六岁女孩——问我中国人是不是每顿饭都用筷子，因为她不可想像用两根小木棍能把食物从盘子里夹到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