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的不错。人们真的在法律中写着，人应该变得幸福？”费迪问。

    “至少，人们被允许追求幸福。至于是不是确实能得到，那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舅舅接着说，“这其中，人们发现还有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尊严？”费迪问。

    “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很多，”舅舅说，“尊严对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人不能像对待其他东西那样对待它。要尊重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可是在老妇人那部戏里人们就是那么做的。”费迪说，“他们杀了一个人，因为他们想得到钱。尊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出卖了它。”

    “对，说得对。如果他们能仔细想一想，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明白，他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不管会得到多大的好处。”

    “如果这个基本法律和人权是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制定一条世界法，规定全世界都要尊重人权？”费迪问。

    “是的，确切地说，有这样的法律。”舅舅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目睹了整个残酷的事实之后，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写下了所有人权的解释。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遵守规定。”

    “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不照着做呢？”费迪问，“不然，所有问题都可能解决啊。”

    “是的，可以说是全部的问题。”舅舅说，“我这么说可能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还是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是什么？”

    “嗯，比如，一些不同的基本权利相互抵触，不能同时实施。”舅舅回答说。

    “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舅舅接着说，“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困在山上，你们都很饿，可只有你身上还有一块面包。如果你吃了，那他就要饿着，如果他吃了，你就要饿着。”

    “那我们就平分这块面包。”费迪插话说。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人们身处其中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好吧，可以这么做。再假设你们非常渴，可只有一瓶可乐。”

    “那我们就一起喝。”

    “好，这也说得过去。”舅舅说，“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想去看电影，可只剩下一张票了，其余所有的票都卖完了，你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看下一场电影。”费迪说。他觉得这么刁难舅舅太有意思了。

    “别再在例子上找漏洞了，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关于原则的问题。”

    “是的，当然。”

    “可能刚才的例子并不好。关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例子是，有两个沉船遇难者，可只有一个逃生的可能，一个人活下来，那就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死去。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遇到的时候会分辨不出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们称其为‘两难的选择’。安提戈涅和‘白玫瑰’当时的处境就是两难的选择。他们选择了道德的解决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选择比另一个更重要。”

    “而这是《老妇人的拜访》中的人们本应该认识到的。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得到钱而杀掉那个人是错误的。”

    “是的，当然。”费迪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看法得到了舅舅的肯定，“幸亏现实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者，并不多见。”

    “这我可不能确定。”舅舅说，“有一种可能你一定知道。”

    “是什么？”

    “你一定知道那个关于被绑架的孩子的事情。警察抓住了那个绑架犯，可他怎么也不说他把孩子藏在哪儿。然后有一个警察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说就要拷打他。”

    “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可一切都太晚了。对吗？”

    “他供出了藏孩子的地方。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绑架犯被判刑了，可另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可以拷打或者威胁这个绑架犯吗？”

    “是的，对这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罪犯来说，是的。”费迪说，“如果这么做可以对救出孩子有帮助的话。人们可以用一切方法。”

    “目的高于方式吗？”舅舅说，“虽然这更符合我个人的意愿，但我还是觉得警察的做法不对。”

    “可是如果他知道他这么做可以救受害者，那他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绑架犯坐在那里，而与此同时那个孩子正慢慢死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有些束手无策了。”舅舅插话进来说，“怎么做都有很好的理由。如果让我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我认为，对某人动刑拷问是伤害了尊严。而人的尊严对我们来说是最崇高的，因此没有理由对某人进行拷问。”

    “就是对那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家伙？”

    “即使是他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是人。这恰恰是人的尊严特别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尊严，没有人可以伤害别人的尊严，对罪犯也不行。为了这条基本的法律，人们长时间地斗争过。这是我们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但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掉它，即使涉及到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