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查理的妈妈站在后院的梯子上，正在整理那些爬到半墙高的植物。查理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喜欢这个院子，花儿散发出好闻的蜜柠檬香味，巨大的圣诞树伸到了后墙外，绿色、紫色的果实在枝叶间银光闪闪。到了仲冬季节，他会摘下果实到市场上去卖。他喜欢爬树和攀登后面的废墟，还喜欢跑到河边，和生活在那里的猫咪聊天。但他一点儿也不关心妈妈在梯子上做什么，直到他听见一声尖叫和梯子落地的撞击声，紧接着是妈妈嘴里吐出的一个脏字儿。他赶忙跑过去看。

    梯子倒在地上，妈妈趴在梯子上，身上缠着那些散发出蜜柠檬香味的藤蔓。她的红发披散着，脸色像冰块一样惨白。

    “笨蛋，笨蛋。”她咕哝着。

    “你不是的，”查理把手伸给她，她拽着站起身，疼得龇牙咧嘴。“如果你是笨蛋就不可能当教授了。”

    “聪明人也会做蠢事。”她说，“让我进屋去吧。”

    她一瘸一拐地进了屋，查理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其实他也用不着担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父亲，妈妈是最强壮、最聪明、最勇敢的人了。当然，前提是有人能在她跌倒前，扶住倒下的梯子。

    “哦，哦，哦……”她呻吟着，查理已经递给她搽外伤用的山金车花酊剂，还有一块巧克力和一小瓶闻起来很舒服的药水，那是她在实验室里用白兰地和冬青草调制，用来压惊的。

    “最好看一看。”她说着，小心地脱下长马裤 —— 她的户外工作服。

    “哦。”他们俩异口同声地叫起来。看见妈妈小腿上青紫的肿块，伤口裸露着红红的肉，查理连忙拿过一块干净的纸巾，妈妈轻轻地盖在伤口上。

    “请拿些止血药给我，27号，红色的，在架子上。”妈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他。查理笑了，要知道实验室是按照政府，也就是帝国的严格指示上锁的。因为他的妈妈 —— 玛格达伦·斯塔特教授、哲学博士、医药学博士、音乐大师、填字大王、试飞员……的工作非常重要，不允许其他人知道，当然除了查理的父亲 —— 艾尼巴·艾山迪，他是加纳阿克拉大学（  现在仅次于伦敦大学  ）的植物学家和热带学博士，艾肯部族学会主席，国际狮子会会员。他知道那儿的一切，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查理的父亲对西非丛林中的植物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栽培之法和取用之道。

    父亲常说，“你妈妈和我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同一事物，这可是绝配。”

    查理有点得意，这些日子以来，他经常被允许做一些新鲜的事情，这意味着父母亲终于意识到他长大了。去年圣诞节他被允许独自一人守摊位，卖那些熟透了的果子；放学回家时他可以去喷水池边闲逛，喝果汁，踢足球或者和别的大男孩一起玩一种非洲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而现在，他又被派去母亲的实验室拿药水。这感觉真好，他简直有些飘飘然了。

    “药就在门边的架子上。”妈妈微笑着说。

    查理以前也去过实验室。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他们家从非洲搬到伦敦，然后又迁到这儿。他实际上就生活在这个实验室里：当妈妈在电脑屏幕和酒精灯之间来回奔忙，搅拌并嗅闻着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被搁在那儿 —— 一条灯笼裤里，裤子被挂在一个带滑轮的架子上。他可以踹动小脚，划动胳膊，有一次他消失在桌子底下不见了，妈妈怎么也找不到他。哦，他喜欢那条裤子，挂在带滑轮的架子上的灯笼裤……

    他也喜欢实验室。它就在后院，是一个独立的小棚屋，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打开门，就有一股味道飘散出来：介于烘蛋糕和旧书所发出的两种气味之间，还夹杂着那种庙里特有的甜腻的浓香。在这一切的掩盖之下，是那种严谨、冰冷的气氛。实验室看上去已经破旧，墙壁是很旧的暗色抛光木板。墙上挂着一个架子，放着各种草本植物标本，下面是一个笨重的老式木头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大号的地球仪。长凳左边是锃亮的钢和玻璃的组合橱柜、监视屏幕和最现代化的精密仪器。沿着后墙是一层一层的搁板，上面堆满了书：有古代羊皮包装的大部头书，有鲜艳的纸封面的书，还有挺刮的硬布面的书；羊皮纸文稿平放着，卷得紧紧的卷轴叠放得整整齐齐；还有CD、DVD和储存了各种资料的光盘；还有一些很老很老的黑色塑胶唱片，摆放在一个带着大弯喇叭的机器上面。查理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存储在妈妈的实验室里。你在外面找不到的，都可以在这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