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现在收拾,”鲍蒂娅说，“威利和我家赫保埃要到了。有这么棒的洗碗池和水龙头,这些小碟子眨眼间就能洗完。”

    白种人无声的傲慢是他这么多年想遗忘的事物。当怨恨占据他时,他会思考和研究。在路上,在白人周围,他的脸上写着尊严,他保持沉默。年轻时,他的称呼是“小鬼”，现在是“大叔”。“大叔,快去街角的加油站给我叫一个工人过来,”前不久坐在车里的一个白人对他嚷道。“小鬼,帮我个小忙。”——“大叔,做啊。”但他不去听,他继续走路,身上保持着尊严,他沉默。

    几天前,一个喝醉了的白人走近他,开始拽着他在马路上走。他带着他的包,还以为有人受伤了。但这醉鬼把他拖到一家白人开的餐馆,柜台边的白人无礼地向他吼叫。他知道醉鬼是在取笑他。即使是那时,他始终保持着尊严。

    但是遇到这个高挑、瘦长、灰绿色眼珠的白人时,却发生了不一样的事,这样的事在他和别的白人打交道时,根本不可能发生。

    几星期前,一个漆黑的雨夜。他刚接生回来,站在街角的雨中。他想点一支烟,一连几根火柴都打不着。他嘴里叼着没点着的烟,这时一个白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火柴。黑暗中,火柴的光焰照亮了彼此的面容。白人朝他笑着,替他点烟。他不知道说什么,这种情景过去从未发生过。

    他们在街角一起站了几分钟,白人递给他一张卡片。他想和这个白人说话,问他一些问题,但他不能确定白人是否能够理解。因为白种人的傲慢,他害怕在对他们的友善中失去尊严。

    但是这个白人替他点烟,对他笑,似乎想和他接触。那天过后,他把这件事想了很多遍。

    “我有一个聋哑病人,”考普兰德医生对鲍蒂娅说，“病人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罪恶感,他的病我是有责任的。我替他接的生,两次产后咨询后,我把他给忘了。他的耳朵开始出问题了。可他母亲没在意他耳朵里流出的液体,没带他来我这看病。我注意到他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听不见了,也不会说话。但我仔细观察过他,我觉得如果他没生病的话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你总是对小孩子很有兴趣,”鲍蒂娅说，“你对小孩子的兴趣远远超过成年人,是吧?”

    “在小孩身上有更多的希望,”考普兰德医生说,“这个聋孩子——我一直在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收他。”

    “辛格先生会告诉你的。他真是一个好白人,他一点也不自以为是。”

    “我不知道——”考普兰德医生说，“我想过几次要写信给他,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信息。”

    “如果我是你,我肯定写。你信写得那么棒,我会替你把信交给辛格先生,”鲍蒂娅说，“两三个星期前他拿了几件衬衫到厨房来,让我帮他洗一下。那么干净!‘施洗者’圣约翰本人穿上,也不过如此。我惟一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浸在温水里,轻轻搓一下领口,熨熨就成了。那晚我把五件干净的衬衫送到他房里,你猜他给了我多少钱?”

    “不知道。”

    “他像往常一样微笑,递给我一块钱。为了这几件不值一提的衣服,他给了我整整一块钱!他可真是一个善良可爱的白人。我不怕问他任何问题。我甚至愿意亲自写信给这个善良的白人。你写吧,父亲,如果你想的话。”

    “也许我会写。”考普兰德医生说。

    鲍蒂娅突然坐直了,整理梳得紧紧的、抹了发油的头发。可以听见微弱的口琴声,然后音乐声越来越大。“威利和赫保埃来了,”鲍蒂娅说，“我得走了,去会他们。你多保重,如果你需要什么,捎个话给我。和你吃晚饭、聊天,我好开心。”

    口琴声很清晰了,音乐声中他们能够辨认出威利正站在前门,边吹边等。

    “等一下,”考普兰德医生说，“我只见过你丈夫和你一起两次,我们从来也没真正交谈过。威廉姆还是三年前来看过他的父亲。为什么不叫他们进来坐一会儿?”

    鲍蒂娅站在走廊,手指摩挲着头发和耳坠。

    “上次威利到这儿来,你伤了他的感情。你看你就是不知道怎么——”

    “好吧,”考普兰德医生说，“只是一个建议。”

    “等等,”鲍蒂娅说，“我去叫他们。我马上请他们进来。”

    考普兰德医生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没法把眼镜调到合适的位置,他的手在抖。前面的院子传来低语声。接着,门厅里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鲍蒂娅、威廉姆和赫保埃走进了厨房。

    “我们来了,”鲍蒂娅说，“赫保埃,我想你和我父亲还没被正式介绍给对方过呢。当然你们互相是知道对方的。”

    考普兰德医生和两个人都握了手。威利胆怯地向后退到墙角,赫保埃向前迈了一步,隆重地鞠躬。“我经常听到你的事,”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鲍蒂娅和考普兰德医生从门厅搬来椅子,四个人围炉而坐。他们不说话,不自在。威利紧张地环顾四周——餐桌上的书,洗碗池,墙边的折叠床,他的父亲。赫保埃咧嘴笑着,手摸着领带。考普兰德医生似乎想说什么,他润了润嘴唇,并没有开口。

    “威利,你口琴吹得越来越好了,”鲍蒂娅最终说道，“要我看啊,你和赫保埃一定偷着喝酒来着。”

    “没有,夫人,”赫保埃文质彬彬地说，“星期六以来我们就没沾过一滴。我们刚才一直在玩马蹄铁呢。”

    考普兰德医生还是一言不发,他们都瞟着他,等他说话。屋子不大,寂静让每个人都感到紧张。

    “这些男孩的衣服可真难洗啊,”鲍蒂娅说，“每个星期六我给他们俩洗白西装,一个星期熨两次。看看它们现在的样子!当然了,他们只在收工回家后才穿。可是不消两天,白西装就黑得不成样子。昨晚我才熨的裤子,现在皱得一条熨缝也找不到!”

    考普兰德医生还是不说话。他盯着儿子的脸,威利看见父亲的目光,低头看自己的脚,一边咬着粗糙短钝的指头。考普兰德医生感到太阳穴和手腕处的脉搏怦怦直跳。他咳嗽,将拳头放到胸口。他想和儿子说话,但不知说什么。熟悉的痛苦抓住了他,而他却没有时间思索和平息这种痛苦。脉搏在身体里鸣叫,他感到困惑。他们全看着他,沉默如泰山压顶,他非得说点什么了。

    他的声音很高,仿佛不是从他自己的嘴里发出来的。“威廉姆,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我和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多少。”

    “我不知道你是什—什—什么意思。”威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