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背景与导读）（1）
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这一时期是英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宪章运动已经过去，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1853年至1856年与沙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英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社会上歌舞升平的现象比较严重。而狄更斯却从这表面的繁荣后面看到了潜藏的危机。他深切感受到英国社会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看到了贵族和资本家对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看到了人民的愤慨情绪愈发高涨。正如小说开头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前夜：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那时的法国与现在的英国如此相像，狄更斯担心在英国会爆发一场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他便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借以警醒英国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中的当权者。
《双城记》以曼内特医生远在18世纪50年代的遭遇为主线，穿插以贵族的后代达尔内和平民德伐日太太的故事，形象地展示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画面。曼内特医生因为得罪了埃佛瑞蒙德贵族被囚禁在巴士底狱，18年后，才被救出监狱重见天日。然而造化弄人，他女儿露茜的丈夫达尔内，竟然是埃佛瑞蒙德家族的成员。虽然达尔内思想进步、早已放弃了贵族身份，但是如火山爆发的大革命浪潮还是无情地波及了他，愤怒的人民要将达尔内推向断头台。就在这时，深爱着露茜的律师卡尔顿，为了露茜的幸福毅然代替达尔内走向刑场。
在狄更斯早期作品如《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837—1839）、《大卫·科波菲尔》中,故事都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的,情节较为松散,似乎没有什么高潮。《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曼内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出了卓越的艺术技巧。
节选文中，卡尔顿死前的内心独白读来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卡尔顿意识到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的伟大意义，从容安详地走向死亡，在爱情与友情之间找到了永恒。卡尔顿是个多余人的形象，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浪漫的悲剧色彩，他曾经因生活上的挫折，对前途失望。他厌恶社会却又无力反抗，逐渐变得放荡不羁、玩世不恭、自甘堕落。对此，作者作过一定的批判。但卡尔顿的本质是美好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伟大的利他主义精神。他对女主角露茜的单恋和露茜对达尔内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使他不仅理智地选择了“退出”，而且还抱定了为露茜的幸福宁愿牺牲自己一切的决心，并庄严地向露茜作出了承诺。最终他代替达尔内走上断头台，履行了他许下的诺言，利他主义精神在这一壮举中发展到了顶峰。道德与人性构成了狄更斯小说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爱的极致中，人是能够为所爱的人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的，因此卡尔顿的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人性最完美的表现。同时作者通过卡尔顿为他人献身这一选择，把他从纯粹消极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带上了积极的因素。作者借此表明，纯粹的悲观厌世、消极无为是无价值的，只有把自己与崇高的事业联系起来，生命才会有价值。卡尔顿在临刑前不仅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有过一丝一毫的懊悔，反倒坚信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即将去到最好的地方。在他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对绞刑架的恐惧、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想象和对尘世生活的留恋：“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在某种意义上，卡尔顿是受到大革命暴风雨的冲刷而从迷惘中清醒过来，本性复归找到了自我。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话：“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saith the Lord: he that believeth in me, though he were dead, yet shall he live: and whosoever liveth and believeth in me shall never die”，以强调卡尔顿人虽死了，但精神永存，被作者奉为献身精神的典范。
与卡尔顿崇高的牺牲相对应的是下层群众的麻木和分化。囚车每天隆隆开过街道为断头台送去“新鲜的血液”，下层群众却越来越冷淡了。断头台的老观众the knittingwomen（织毛线活的妇女）对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毫无兴趣，根本无暇抬头看看那些即将失去生命的人，只是一边忙着手中的毛线活，一边机械地数着轧刀落下的次数，然后互相传播。对于她们而言，生命不过是个数字。小女裁缝是一个从未参加革命的真正穷人，她对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感到迷惑，说，“上帝也被杀死了（Him who was put to death）。”长期的杀人流血已经起不到震慑作用，带给人们的只不过是迷惘而已。另一方面，以德伐日太太为代表的雅各宾派，这部分当初的普通人慢慢变成了权势者，德伐日太太和她的亲信复仇女神执意要把达尔内送上断头台，并企图加害露茜等人以实现“斩草除根”，成为新的统治者。对于这种现象，狄更斯借卡尔顿之口说“I see Barsad, and Cly, Defarge, The Vengeance, the Juryman, the Judge, long ranks of the new oppressors who have risen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perishing by this retributive instrument, before it shall cease out of its present use”，表达出作者对法国革命前景的看法：新的压迫者代替旧的压迫者出现，而新的压迫者亦将被消灭。必须指出的是，泰雷兹·德伐日也是极富悲剧意味的人，父亲、哥哥、姐姐、姐夫和还在腹中的外甥都因侯爵兄弟的罪恶一一死去，因而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在她看来，活着的意义就是在革命胜利到来之时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可是等到革命胜利时，她为了发泄积愤不惜拿侯爵兄弟的儿子及其家人抵罪，走上了一条与那些伪贵族同样残忍的道路，这时作者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露茜和小露茜时，更被描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在狄更斯看来，德伐日太太的灵魂扭曲是时代使然。而小说的戏剧性在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成为了自己的偏执选择的牺牲品。
节选文中，狄更斯还采用了一向熟谙的修辞手法。卡尔顿临终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大量采用以I see为首的排比来表达强烈的爱憎和希望，抒发了他对人生意义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I see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rilliant people rising from this abyss”。此处，作者借卡尔顿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人类未来的积极乐观的信念。对在断头台上死去的卡尔顿来说，肉体虽然消逝，精神却永存在达尔内夫妇及其子子孙孙心中，“I see that I hold a sanctuary in their hearts, and in the hearts of their descendants, generations hence”。卡尔顿从此在露茜一家人的回忆中成为圣人，成为他们向孩子灌输崇高精神的一个范例，他在他们心目中永远闪着耀眼的光芒，象征着永恒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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