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这些养生之道和生活习惯调整背后所蕴藏的道理就是要让自己精力充沛，让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变得更加充实，这对公司和员工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不仅仅是浑浑噩噩地每天磨洋工。

    现在，我需要自己来践行了。我满怀信心自己能够做到，因为我已经看到它们在很多员工身上都奏效了。我已经看到公司的合伙人成功地营造起了一种新文化，这种公司文化充分体现出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如果你集中精力，那么你将无往而不胜。时间显然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不过，无庸置疑的一点是，时间最令我们最沉醉也是最让我们感到习惯。不管时间过得有没有效率，不管是有欢乐还是痛苦，时间就是让你有这种魔力。多年前，那时玛瑞安才只有9岁，她和我参加了著名的旧金山越湾马拉松长跑 。（每年，我们公司都会有几个人参加这项活动；那年玛瑞安想参加，我觉得能陪她一起跑完全程让人感到快慰。）她跑得很棒，途中我们超越了她学校的几个同学，完成全程的成绩也非常出色。

    第二天，她来到学校，自豪地向同学们夸耀自己的成就：“知道吗，我爸跟我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就跑完了全程。”

    她的一个男同学，不想让一个女孩抢了风头，也吹嘘到：“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跟我两个小时跑完的，我们比你们跑得多。”

    不过，我还是很难完全凝神静气。我还是会过多地考虑工作和从前的生活。不过，光阴流转，工作的色彩已经逐渐褪去，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集中。过去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慢慢消退，我多得到了一些放松，多得到了一些享受。

    不过只是一些，不是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有一个好友，她曾经担任过多家企业的高管，她告诉我说，再她退休之后，整整花了她三年时间，才真正和过去的生活告别。）

    我再一次尝试集中注意力，不过还是失败了。我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我从来都不擅长一次只集中注意力做好一件事。如果我打开电视收看棒球比赛，可能我同时还在和人聊天，或是读报，还时不时地去查看一下股票行情。我的精力总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有一次，我、康妮和吉娜很幸运，因为获邀能和纽约天主教教区红衣主教伊根见面。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花了更多时间，来思考生死灵魂的问题，因此我可以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来到他的私人会客室，寒暄话毕，就开始了真正的交谈。我告诉伊根主教，当我辞去工作时，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我怎样才能学会活着，学会接受死亡，而自己身后还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呢? 我迫切地渴望能活在当下，但是我怎么才能忘却过去呢？我问道：“怎样才能活在当下呢？”

    伊根主教告诉我，早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很多年时光，不仅是在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在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而自豪，也很喜欢很多爱尔兰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发现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和爱尔兰人有着一个显著区别。伊根主教认为，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尽管这个决断未必奏效，但是它已经是自己当初的最优选择了。伊根主教说：“你惟一要集中注意力来做出的决定，就是你现在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作为爱尔兰人的后代，如果不是我们流淌着这样的血液，至少我们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经常回望来时的路，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懊恼不已。我说：“有人曾经讲过，爱尔兰人惟一带进坟墓的东西，就是心中的怨恨。”

    在快要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对伊根主教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接受死亡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最清醒的状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采用疑问句的形式来征求伊根主教的意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

    “得到主恩赐越多的人，期望值就越高。”伊根主教说道，“你的头脑能保持多么清醒，就尽力去争取吧!”

    在得知自己的病症之前，我一直把承诺当成最重要的美德；在我确诊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神智清醒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我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总是保持神智清醒，尤其是在年老之后，特别是在临终前。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身旁的亲友更好地认识命运之定数。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履行的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效法。也许，我们会发现走向坟墓并非那么可怕，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已。也许，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可以张开臂膀迎接死神。

    我曾经认为，有了承诺，就可以帮助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持这个想法）；现在，我觉得如果神智清晰，那么就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