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莱特（Steven Wright）如是说

    我是谁？

    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 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通常我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开几个客户见面会，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至少会和自己核心领导团队中的一个成员见面；我会和纽约以及其他城市的合伙人通电话进行沟通，看看我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我还要解决一些突发情况；有时我还要和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讨论，商讨如何共同达成商业目标；我完成了电子日历上列出的种种事项。三年前，我被公司的合伙人推举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时我就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拓展业务（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只有扩大业务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二，要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风险；第三，对我最重要也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有利的一点，那就是让我们的公司成为更好的工作场所，让员工更乐意为之效劳，能让员工协调好工作和生活。我一直就认为，要致力于为员工服务，让他们觉得工作和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绝非互相隔绝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

    在我个人看来（对于所有的公司高管都如此，但是首席执行官可能更甚），最后一个目标是最难以实现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热爱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内心之所以会有挣扎和苦痛，是因为我实在太爱它了）。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每一天的工作，喜欢做好工作所必需采取的行动和应对的挑战，也喜欢工作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我对会计业有着满腔热情（别笑话我），我喜欢它所要求的精确、透明与合理。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干这一行的，我的想法和性格都是似乎就是为这行业而生的。我有着明确的目标，清楚自己的使命，愿意为实现目标而去披荆斩棘。哪怕你是凌晨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为了挽救一笔生意或是赢得一笔生意，我不得不马上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顶着寒气，赶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大洲，我都会毫无怨言地走出家门。不是吹牛，我真的这样做过。当我还是毕马威金融业务部（公司内部最大的部门）的主管时，当时我们想成为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审计公司。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想拿下这笔单子，我就需要和这家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总裁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家银行马上就会决定花落谁家了。我竭尽所能地安排自己的日程，为的是想和这位总裁见上一面。我腾出了很多对方可以挑选的时间，多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

    “对不起”是他女秘书给我的回答。她告诉我说，在接下来几周，她老板在办公室的每一分钟都已经提前预约出去了。如果我等到他有空的话，估计这笔生意已经花落别家了。

    我又给这位秘书打电话，因为我经常和她通电话，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点默契，所以我想再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帮我个忙，告诉我她老板最近会去哪出差。他肯定是个“空中飞人”，一天到晚都要往返于各地，他搭乘飞机的时候总该有空吧？这位秘书告诉我他两天后要从悉尼飞往墨尔本，他在飞机上没有安排任何商务活动。

    “太棒了！”我喜出望外。

    我从她那要来了她老板的座位号。我马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票，这趟商务旅行也创下了我这辈子所经历过最长加最短的飞行记录，我预定了头等舱他旁边的位置。当天晚上，我赶紧收拾行李，沐浴更衣，剃须打扮。第二天我就从纽约飞了整整22个小时来到了悉尼，刚落地，赶紧又搭乘下一趟航班，飞了一个半小时去墨尔本。当这位总裁和我都坐定后，我向他简要地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飞越了半个地球，为的就是要见他一面。听罢了我的这番良苦用心后，他不禁目瞪口呆。我征求了他的同意之后，解释了为什么毕马威是最适合他们的审计公司。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着落。我把介绍的书面材料交给他，和他握手话别，拿起行李搭乘下一趟回家的航班，又得在大洋上飞行二十多个小时。

    我们赢得了这笔生意。

    几年后，我当选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获得了美国商界最佳的职位之一。毕马威是很多行业旗舰的审计公司，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辉瑞制药（Pfizer）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知名大公司。因此，我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董事会议，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全美国最令人敬仰的精英分子，还能够倾听他们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慢慢的，我觉得自己也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不过我对其中的多位首席执行官是颇为尊敬的，包括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花旗银行的山迪?威尔（Sandy Weill）、通用电气的杰弗?伊梅尔特(Jeff Immelt)、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还有其他很多人。在2005年春天，我成为50位获邀在白宫和布什总统进行圆桌会谈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有几人能像我这样幸运？

    不过，尽管首席执行官位高权重，但工作也是极富挑战的，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应付种种压力，不得片刻喘息。我的工作日程都已经安排到一年半以后了。我总是脚步匆匆，永远都在忙着工作，我牺牲了很多周末，我经常要熬夜干活，我几乎错过了吉娜学校举办的每次活动。保守估计，我每年飞行的里程都在150 000英里以上。在我婚后的前10年，我在毕马威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很少有时间和康妮一起去度假。之后，我们的休闲时光几乎和需要参加的公司聚会“二和为一”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还住在旧金山湾区，可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的总部却在纽约，需要我全力以赴，为此我在纽约独住了9个月，只能在周末回西海岸看望家人。到了我在公司的最后10年间，我才能挤出时间和康妮共进午餐。

    不过总共才只有两次。